了得網中小學教輔_語文的故事(回憶王力呂叔湘等先生)

深切懷念王了一師上中學時，就讀王力先生的書和文章，知他是一位大學問家。未曾想我進北大後，**幸運，從1954 年起幾乎年年都能聽到先生講的課，有“現代漢語( 二)”“漢語史”和“漢語詩詞格律”。當時我們語言班隻有20個人，同教語言課的老師接觸較多，比較熟悉。但我從不輕易去王先生家，大多在答疑時間請他解惑指導。因為聽中山大學隨王力先生遷北大來的同學說，王先生很嚴厲，時間抓得緊，問完問題他就下逐客令，讓你回去自習，他也要工作了。當時有不敢親近的感覺，還不太理解他惜寸陰勤奮治學的心情。“現代漢語(二)”是一門專題性應用性很強的課，我很有興趣。在考試前夕，我帶著許多不懂的問題，去請教王先生。他很熱情地回答我的問題，請教的有些問題已超出教學要求，他卻很高興。特別是當他知道我當時還是文學專業班的學生時(下學年轉到語言專業)，*是鼓勵有加，並告訴我今後有問題可以到他家去。這時我纔理解了王先生抓緊時間不閑談的勤奮學風，對學生誨人不倦的師長襟懷。
北大是一個**學者雲集、學派紛呈的學術聖地。教學風格向來是自由開放，不拘一格。聽王先生的課，可以說是一種享受。他講課條理**清楚，語言十分簡練，沒有一句多餘的話。這同當時有的老師講課自由奔放、天馬行空的風格大不相同。如果把王先生講課的內容逐字記下來，就是一篇完整的好文章。
*與眾不同的是，他準時講課，準時下課，從不遲到和拖課。這些特點當時還不為我們注意。後來我自己也在大學當了老師，纔深切體會到當年了一師講課的高超藝術。後來我纔知道，每次講課他都要認真準備，即使講過多次的舊課也如此。有時身體不適，他也堅持按時上下課。有次課前他發燒，知道的人都勸他當天的課不上了，王先生堅決不同意。他說，讓那麼多同學等著怎麼行，抱病堅持把課講完。他認為，不這樣做就是作教師的失職。
在我上大學期間，“肅反”、“思想改造”、“ 撥白旗”、“反右”和“大躍進”等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可以說是一個特殊的年代。當時我們班也給王先生寫過大字報，但在反右以前，好像這種行為並沒有多少對立的氣氛。老師認真聽學生意見，學生也認為自己是在同老師交換看法。**次是王先生同高名凱先生到波蘭等國訪問，回來後我們聽說他和高先生之間在國外因一些小事引起不愉快。於是我們寫了一張大字報，中心意思是要兩位老師注意**形像和同志之間的團結。大字報的語氣溫和，態度誠懇，同“ 文化大革命”的文風根本不同。後來這兩位老師都虛心地表示接受我們的意見，同學們自然也很高興。這說明當時師生間的關繫還是正常親密的。第二次是批判王先生的所謂“名利”思想，當時有較多的**味。事情的起因和根據，就是他在一次講學語言學的意義和重要性時，說蘇聯科學院文學的院士隻有兩位，而語言學的卻有三位。這本來是事實，王先生也隻據此說明蘇聯對語言研究的重視以及所取得的成就。但在當時，可以胡亂引申和上綱，硬說他用名利引誘青年人。這自然是當時政治環境日漸緊張的反映，已顯現出深文周納整人的苗頭，乃至“文化大革命”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至於反右以後的批判，則是胡批亂砍無限上綱，不值一提了。但當時居然有一家出版社出版了兩本從北大中文繫搜集來的大批判文章。其中自然也有我們寫的批判王先生的文章。事隔20年後，有一次同王力先生談到這件事時，我還感到深深的愧疚。王先生卻隻淡淡地說，那時你們懂得的東西太少。大概老師對學生從來就是寬容理解吧！王先生是一個直言不諱的學者。這自然是一種難得的品格。但正因如此，他也喫過不少苦頭，為之付出過沉痛的代價。1957年反右前夕，有關部門動員知識分子鳴放，王先生是**外有影響的學者，非動員他寫文章不可。大約在反右開始的前幾天，王先生趕了一個末班車，《人民日報》發表了他寫的《漫談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涉及了一些黨員同黨外群眾的關繫問題。王先生在文中說某些自命高人一等、不信任群眾的黨員，存在把群眾看作“非我同類，其心必異”的狹隘關門主義思想。他的話實事求是，切中當時某些同志的痛處，但秋後算賬時，卻招來“惡毒攻擊黨、漏網右派”的帽子和罪名。王先生本來是響應黨的鳴放號召，說的心裡話，哪有什麼攻擊黨的壞心呢！這件事給我印像很深，手邊雖無從查閱資料，但我相信記憶當不會錯。
1958年後，我分到天津一所大學工作。除了有時到北京出差看望王先生和師母外，就是在中國語言學會開年會等難得的場合見到王先生。“文化大革命” 中，有一次到北大看大字報，聽說王先生等幾位老師在19樓一帶打掃廁所，於是我有意識地去看看。果然見到王先生和魏建功先生幾位在掃地。因為當時他們不能同外人接觸，所以我隻有默默地看看他們。這次見面隻一瞬間，但使我悲從中來，難道“文化大革命 ”就是這樣斯文掃地嗎？當時真令人大惑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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