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醫學_中國式醫患關繫

醫生子女為何不學醫 *近，一名醫生的子女在網上發帖：“我媽媽說了，如果我當醫生，就打折我的腿！”據調查，醫生不願讓子女學醫，已經成為一個普遍現像。
中國醫師協會曾就醫生對子女學醫的態度進行調查。結果發現，醫生不希望子女學醫的比例不斷上升：2002年為53％，2004年為63％，2011 年為78％。
從全世界來看，醫生都是一個令人羨慕的職業，因為醫生既有豐厚的經濟收入，又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在國外，很多**人纔之所以願意付出高昂學費、巨大精力去學醫，主要是因為醫生的投入雖高，回報也高。一旦拿到醫師執照，便可衣食無憂，備受尊敬。
而在我國，醫生的職業光環日漸消逝。不僅醫學院校很難招到尖子學生，醫生隊伍人纔流失現像也很嚴重。有人甚至說：“如果你恨一個人，就叫他當醫生。”這一現像發人深省。
醫生為何不願讓子女學醫？主要原因是投入大、風險大、壓力大、收入低。事實上，一個人一旦選擇了當醫生，往往意味著終生的付出與犧牲。
一名醫學生，經過5至11年的學歷教育後，還要經過大量的臨床實踐，方可成長為一名醫生。由於醫學技術日新月異，醫生必須不斷學習，纔能跟上潮流，不被淘汰。其中辛苦，自不待言。*重要的是，醫生是一個高強度、高風險的職業。面對大量的病人，不僅需要超負荷工作，還不能有任何差錯。
因此，醫生每天都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精神長期處於高度緊張狀態。
即便如此，醫生還要隨時準備應付醫療糾紛甚至“醫鬧”。可見，當醫生確實不易。
與此形成反差的是，在社會各階層中，醫生群體的收入並不高。雖然也有醫生靠“灰色收入”致富，但隻是少數。如果隻算“陽光收入”，*大多數醫生的收入無法體現其勞動價值。目前，我國的藥品價格畸高，而醫療服務價格畸低。“看病的不如算命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 、“扎針的不如扎鞋的”，就是*形像的注解。事實上，如果醫生的付出長期得不到等值回報，必然導致整個醫療行業的價值被低估。
**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曾說，在一個社會中，醫生和律師的勞動報酬應該比較高，因為我們把健康委托於醫生，而把財產甚至是名譽委托於律師。在中國，醫生究竟該不該拿高薪，社會上是有爭議的。其實，隻要把醫生和飛行員比一比，答案就清楚了。客觀地說，醫生的培養難度遠遠超過飛行員，職業風險和工作強度也超過飛行員。然而，航空公司之所以給飛行員高薪，主要是為了乘客安全，讓飛行員腦子裡隻考慮飛行。同理， **之所以應該給醫生高薪，也是為了讓他們腦子裡隻考慮看病，而不要考慮如何賺錢養家。事實上，讓醫生有尊嚴地拿到合理合法的高薪，表面上是增加了人力成本，實際上是變“以藥養醫”為“以技養醫”，*終減少不合理的醫藥費用支出。
當然，要想讓醫生成為一個有魅力的職業，不僅需要在收入上尊重醫生，還需要在人格上尊重醫生。眼下，老百姓對看病難、看病貴反映強烈，醫患糾紛時有發生。其實，很多問題的根源不在於醫生，而在於不合理的醫療體制。因此，隻有加快推進醫改，解決影響醫患和諧的體制問題，為醫生創造良好的執業環境，纔能重塑醫生的職業尊嚴。
如果說教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醫生就是人類生命的保護神。讓* **的人呵護生命，是一個社會回歸理性的標志。如果**人纔去賣藥，二流人纔當醫生，誰還敢把生命托付給醫生呢？醫生越干越心寒 2010年底，電視連續劇《醫者仁心》播出後，在醫務界引起強烈反響。
劇中有這樣一個情節：大學生王歡患尿毒癥，醫生全力搶救，做了兩次換腎手術，*終王歡因肝功能衰竭死亡，並拖欠了30多萬元醫藥費。在人財兩空的情況下，家屬無法接受現實，懷疑醫生有過錯，*終選擇了起訴醫生。
類似的事情，生活中並不罕見。北大腫瘤醫院顧晉教授就曾寫過一篇博文，題目叫《一件心寒的事情》：有一名晚期直腸癌病人，別的醫院都不願收治，在家人的苦苦哀求下，顧晉動了惻隱之心，冒著巨大風險做了手術。
由於腫瘤太大，病人術後出現並發癥，經過再次手術，**恢復功能。他原以為病人會滿懷感激，沒想到病人一出院，就以“出現並發癥”起訴了他。
一位醫生冒著巨大風險救治病人，不僅得不到感謝，反而被無情地告上法庭，這確實令人心寒。
醫學是一門探索性科學，雖然現代醫學飛速發展，但仍有很多疾病無法治愈。由於醫學的局限性，任何治療方案都不會盡善盡美，總是有利有弊，醫生隻能“兩害相權取其輕”。尤其是面對危重病人，醫生為了搶救生命必須冒險。但是，冒險有兩種可能性：一種是柳暗花明，病情好轉；一種是險像叢生，病情惡化。而醫學就是在一次次冒險中進步的。從長遠看，醫生越是勇於冒險，病人越是受益。但是，醫生敢不敢冒險，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患者的態度。
過去，在危重病人面前，隻要有1％的希望，醫生就會盡100％的努力。而在**，病人即便有90％的希望，醫生也會猶豫不決。因為有的患者不理解醫學的特殊性，動輒鬧醫院、告醫生、要賠償。一些患者認為，既然花了錢，就應該治好病；如果治不好，就是醫生有問題。還有一些患者在術前通情達理，也明白手術的風險性，但一有意外，立刻就翻臉不認人。在經歷了一次次的傷害之後，醫生漸漸學會了自我保護。面對一名病人，醫生不僅要考慮技術上的風險，還要考慮法律上的風險。有時，他們寧可無所作為，也不願官司纏身，“過度防衛”成為普遍現像。然而，醫生都開始保護自己了，誰來保護患者呢？當然，患者之所以起訴醫生，除了醫療因素之外，還有復雜的社會因素。目前，在我國的衛生總費用中，個人支出比例達35％，城鄉居民重病經濟負擔沉重。世界衛生組織研究表明，一個**衛生總費用中，個人支出比重降到15％～20％，纔能基本解決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問題。從**來看，每年約有1.5億人遭受災難性衛生支出，其中1億人被推向貧困線以下。可以推算，我國發生災難性醫療支出的家庭不在少數，這還不包括因經濟壓力放棄治療的家庭。因此，當一些患者無力負擔醫藥費時，自然就會想到訴訟這條渠道。而法院在審理醫療官司時，一般都會傾向於照顧弱者，即便醫院無任何過錯，往往也要給予“人道主義救助”。因此，在有些時候，患者起訴醫生，並非“忘恩負義”，而是有經濟方面的原因。
當前，我國正處於社會轉型期和矛盾凸顯期，一些患者把疾病的痛苦，連同經濟壓力、社會不公帶來的不良情緒，統統轉嫁到醫生身上，可見，醫患衝突的根源並不**在於醫患本身，還在於醫療體制不完善。隻有建立覆蓋全民的醫療保障制度，讓*多的家庭擺脫災難性醫療支出，纔能從根本上減少醫患衝突。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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