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法律_文學固原(散文卷)/文學固原叢書

聽書·竊書·編書 ——“我與文學”三題屈文焜聽書：痛說文化家史寫下這個題目，是受到現代京劇《紅燈記》“痛說革命家史”的啟示。把“革命”換成“文化”自然是因為咱沒多少革命本錢值得炫耀，而文化則不同，它可以與我經歷的許多東西聯繫起來，比如鄉土文化、農耕文化、草根文化、牛文化、羊文化等等，有話可說。其實文化沒什麼“密電碼”，也不全是這聖人那聖人或四書五經上傳下來的，文化壓根兒就是沒文化的人創造的。所以，我纔敢“痛說”，敢文而化之 “家史”一番。
我的小學幾乎是被人背著、抱著上出來的，這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貧窮落後的西海固農村，可能是不多見的現像。有幾個原因：一是我五歲上學，學校距家有四五裡泥土路，年齡小走不動；二是當時的學生參差不齊，我的同學有比我老十多歲的，他們把捎帶一個小家伙不怎麼當回事兒；三是我父親就是我的老師兼校長，大概許多老同學也願意在這方面表現一下。
一開始我沒有被正式編人班級，沒有固定的座位，當然也沒有課本，父親說讓我跟著聽。我根本不懂什麼正式不正式的，反正坐在課堂裡就是學生，大家一起聽，一起寫字背書，一起考試，我並不覺得自己與別的同學有什麼兩樣。就這樣跟著聽到二年級，而且每次考試還都能混到前幾名，這纔引起父親的注意，給我發了課本，正式編入班級。
聽書也許是對記憶力的一種強化訓練，因為你沒有課本沒有自習機會，老師講的時候你就得集中精力認真聽，否則什麼也不知道。
我聽書的習慣是從小養成的，這要歸功於兩個人，其中一個是奶奶。在我的記憶中，我一直和奶奶住一屋。奶奶雖大字不識一個，但她聰明干練，是個說古今(講故事)的能手。每天晚上吹滅燈盞，惹得方圓幾十裡的鄉親都趕夜路來看景致……在我十六歲應征服役之前，這副影娃娃是生我養我的那個叫作“屈家垴”的古老村莊裡年年歲歲**的“保留節目”。
竊書：不可告人的秘密 1971年初，我從騎兵第二師一名無線電報務員“ 復原”至甘南藏族自治州文工團成為一名長號演奏員。俗話說：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我已經“流”出來了，與戰馬為伍三年之後有了一份穩定的工作，好賴也算*****的在編干部，這該是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盡管這個吹拉彈唱的職業在當時許多人並不看好，似乎離政治和革命遠了點，不那麼“正經” ，但我的選擇義無反顧，現在回想起來依然無怨無悔。
這一年有許多事件驚天動地：周恩來**會見基辛格博士，中美兩國關繫開始解凍；**及其死黨被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 這一年在我的宿舍兼樂隊庫房裡隱藏了一個不可告人的秘密：我意外發現床下封存的幾隻包裝箱被蹭開了，一些東西隱約可見。出於好奇，我決定仔細檢閱一番這些沉甸甸的家伙。說干就干，關好門窗，像賊那樣躡手躡腳地一個個撥掉鐵釘拆開木板。嚯，這裡果然有“寶貝”！我幾乎控制不住自己，心跳加速，手忙腳亂，而又極其耐心地開始清點：《唐璜》《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瑪雅科夫詩選》《萊蒙托夫詩選》《涅克拉索夫詩選》《易卜生戲劇集》《樂府詩選》《古文評注》《古詩源》《唐詩三百首》《女神》《詩話》《復仇的火焰》《青春之歌》《地下的笑聲》……還有一大堆唱片，如小提琴協奏曲《梁山伯與祝英臺》《天鵝湖》等。這些從未見過甚至從未聽說過名字的像文物一樣的“寶貝”，被我一件件整理出來放進自己原本裝衣服的大箱子裡，而將一些自認為沒什麼用的 “學習材料”之類照樣填充到包裝箱裡，恢復舊貌，物歸原主。
折騰了大半夜纔算搞定，可興奮、害怕、自責的情緒糾結在一起，依然讓人無法入睡。於是，便想起不知從哪裡聽來的一句話“竊書不能算偷”，以此來安慰自己——其實那時我雖知魯迅是“神”卻還根本不曉得孔乙己為何物，唉，“君子固窮……竊書！… …讀書人的事，能算偷麼？”——這一想，也就心安理得了許多。
我終於弄清楚了，書和唱片屬於本團編導組一個叫袁猛的人。該人愛書如命、創作成癮，前兩年因私自寫作《**共產主義運動大綱》和長詩《珊瑚寶島》，被認為有配合國民黨反攻大陸之圖謀，判處18年有期徒刑，正在接受改造呢。書和唱片自然被組織上封存了，按理說這些殘渣餘孽早該扔到垃圾堆焚燒了的，大概因為打入冷宮時間太久被遺忘了，纔給我留下作案機會。
赴袁猛後塵，如獲至寶的同時阨運也隨之而來：我將拜倫的《唐璜》用《毛澤東選集》紅塑料皮偽裝起來“天天讀”的罪惡行徑很快被人發現並戳穿，於是便和文藝黑線回潮聯繫起來，在全團大會上受到點名指責，開始檢查檢討……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袁猛被宣布無罪釋放並恢復工作，我自然也沒事了。
他到團裡上班之後，我**時間將竊書的干活向他坦白交代並請他寬恕和諒解，表示願意馬上將屬於他的東西原原本本歸還給他。但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對此已毫無興趣，仿佛我是別有用心揭他的老底，連連搖頭說“不要不要不要……”，恭敬不如從命，我隻能謝謝老袁同志了！正是這些寶貝陪伴我度過了甘南草原那些*寒冷、*饑餓的日子，它們不僅讓我的心智逐漸健全起來，而且把我帶到了另一個世界，也如此這般做起了荒唐的文學夢。
1978年這是一個“春天的故事”……我保存著一份當年甘肅省文藝會演的節目單，一臺晚會有我參與創作的歌曲《草原兒女情滿懷》等六個節目；是年5 月23日《甘南報》發表的一首小詩《樂樂歌》和一篇短文《講話精神永放光芒》，成了我*早見諸報端的孿生處女作。
啊啊，“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曾經給了老袁智慧和夢想、苦難和恥辱的那些經典名著，如今依然安靜地躺在我的書櫥裡。四十年過去了，’引門寵辱不晾、去留無意，而我卻自己鑽入書中，硬去充當一個其中的角色，究竟不知“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意味著什麼！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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