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惆悵》
易中天反思秦漢之後的帝國制度：“從秦滅六國到辛亥革命，中華文明70%的歷史都是惆悵，而惆悵，是因為在乎。”
《帝國的終結》
易中天剖析帝國的自殺之路：“歷史其實是有大限的。大限一至，機會全無”
《費城風雲》
易中天：“世界上**部成文的憲法--美國《聯邦憲法》究竟是怎樣產生的？”

易中天“帝國與共和”三部曲，是易中天繫統論述東西方政治史的著作。《帝國的惆悵》和《帝國的終結》以中華帝國為範本分析帝國制度的興衰， 《費城風雲》以美國憲法的誕生來講述共和制度的崛起。2014最新增訂版。 　　《帝國的惆悵》是易中天對帝國制度的反思。中西歷史的進程，是一個“交相勝”的過程。有時候我們比人家好，有時候人家比我們強。麻煩僅僅在於，人家比我們強，是在近現代。我們的風光靚麗，卻已成明日黃花。這纔讓人惆悵。惆悵，就是失落、悵惘、迷茫，即“悵然若失”，因為我們原本不該這樣。 　　這就必須反思秦漢以後的帝國制度，甚至反思帝國之前的邦國制度。但順籐摸瓜，由近及遠，還得從帝國說起。何況我們的成敗得失，包括漢唐盛世之輝煌，鴉片戰爭之慘痛，也確實跟它息息相關。事實上，一種制度能夠實行兩千多年之久，又居然會在一夜之間轟然倒塌，必定是有利有弊。沒有利，就不會存在；沒有弊，就無須革命。所以，帝國必須終結，也一定會終結。終結之後，留下的就是惆悵，還有教訓。 　　《帝國的惆悵》以人性為視角，以故事說人物，以人物說歷史，以歷史說文化，以文化說人性，解讀中國傳統社會政治、帝國制度與人性之間的關繫，反思中國傳統社會政治和帝國制度。 　　《帝國的終結》深度解讀以“制度”為核心的帝國兩千年。 　　“無須戲說，照樣引人入勝”的政治歷史。 　　公元前221年，大秦帝國誕生，帝國制度從此建立。 　　公元1911年，在治亂循環中折騰了兩千多年的中國人，終於下決心，革了制度的命，從此迎來歷史上最後一個帝國的終結。 　　《帝國的終結》（2014增訂版）是易中天最看重的作品。本書以辛辣幽默的筆調，生動詳實的故事，栩栩如生地再現了延續兩千多年的帝國制度背後的政界博弈、權力角逐，抽絲剝繭、入木三分。讀者可以從既嚴謹又恣意的文字中，感受易中天的學者魅力，習得來自古人的智慧和謀略。 　　《費城風雲》初版於2004年，如今卻毫無陳舊之感，反而越來越適合在“此刻”閱讀。 　　所謂歷史，由一繫列選擇所造就；所謂政治，其實是做出選擇的智慧。 　　在1787年的費城會議上，美國人做出了一繫列艱難的選擇，起草了《聯邦憲法》。然而美國人做選擇時的底線很簡單，隻不過“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這樣幾個字。即便展開來，也不過這樣一些內容-- 　　·不得立法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信仰自由； 　　·不得立法剝奪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 　　·不得立法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向政府請願、表達不滿和要求伸冤的權利。 　　如果隻有獨立宣言，美國就永遠隻是一個理想或理念，而不是一個國家；直到現在，把美國各州統一起來的，是《聯邦憲法》，規範著聯邦政府、美國總統和全體國民的，也是聯邦憲法。可以說，是一部憲法締造了一個國家。這樣一部憲法的誕生過程，怎能不讓身處地球另一面的我們深深反思。

帝國的惆悵
帝國的終結
費城風

第一章明月何曾照渠溝 　　──讀《史記》、《漢書》之《晁錯傳》 　　一 晁錯之死 　　晁錯是穿著上朝的衣服（朝衣）被殺死在刑場的。
　　晁錯的這種死法，常常使讀書不細的人誤以為他死得很體面。這事要怪司馬遷。司馬遷在為晁錯作傳時用了“春秋筆法”，說“上令晁錯衣朝衣斬東市”，似乎是皇帝給晁錯留面子，讓他穿著朝服去死，享受了“特殊待遇”。斑固就沒有司馬遷那麼厚道，不客氣地揭老底說“紿載行市”（其實司馬遷也說了這話，隻不過是在《吳王劉濞列傳》）。紿，就是誑騙。晁錯是被騙到刑場的。奉旨前去執行命令的首都衛戍司令兼公安部長（中尉）陳嘉大約並沒有告訴晁錯朝廷要殺他，晁錯也以為是叫他去開會，興衝衝地穿了朝服就上車，結果稀裡糊塗被拉到東市，腰斬了，連遺囑也沒來得及留。我們不知道，刑前有沒有人向他宣讀判決書。但可以肯定，晁錯之死，沒有經過審判，也沒有給他辯護的機會。
　　這實在可以說是“草菅人命”，而這個被“草菅”了的晁錯也不是什麼小人物。他是西漢初年景帝朝的大臣，官居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是個什麼官呢？用現在的話說，相當於副**兼監察部長。所以晁錯的地位是很高的。一個高官不經審判甚至還身著朝服時就被處死，隻有兩種可能。一是事情已經到了**緊迫的程度，二是對手痛恨此人已經到了不顧一切的地步。現在看來，晁錯的死，兩種情況都存在。
　　先說事情的緊迫。
　　晁錯被殺的直接原因是“削藩”。晁錯是一有機會就要向漢景帝鼓吹削藩的。而且，正是因為他的極力主張和一再鼓吹，景帝纔*終下了削藩的決心。什麼是“削藩”呢？簡單的說，就是削減藩國的轄地。所謂“藩國”，就是西漢初年分封的一些王國。這些王國的國王，不是皇帝的兄弟，就是皇帝的子姪，是大漢王朝的既得利益者。削藩，無疑是要剝奪他們的權力，侵犯他們的利益，這些鳳子龍孫豈能心甘情願束手就擒？所以，削藩令一下，*強大的兩個王國──吳國和楚國就跳了起來。吳王劉濞和楚王劉戊聯合趙王劉遂、膠西王劉卬、濟南王劉闢光、淄川王劉賢、膠東王劉雄渠起兵造反，組成七國聯軍，浩浩蕩蕩殺向京師，這就是歷**有名的“七國之亂”，也叫“吳楚之亂”。
　　七國興亂，朝野震驚，輿論嘩然。景帝君臣一面調兵遣將，一面商量對策。這時，一個名叫袁盎的人就給景帝出了個主意。袁盎說，吳楚兩國，其實是沒有能力造反的。他們財大氣粗不假，人多勢眾也不假，但他們高價收買的，不過是一些見利忘義的亡命之徒，哪裡成得了氣候？之所以貿然造反，隻因為晁錯慫恿陛下削藩。因此，隻要殺了晁錯，退還削去的領地，兵不血刃就能平定叛亂。袁盎是做過吳國丞相的，說話的分量就比較重一點。何況這時景帝大約也方寸已亂，聽了袁盎的建議，就起了丟卒保車的心思。
　　不能說袁盎的主意沒有道理，因為吳楚叛亂確實是以“請誅晁錯，以清君側”為借口的。打出的旗號，則是“存亡繼*，振弱伐暴，以安劉氏”。什麼叫“清君側”呢？就是說皇帝身邊有小人，要清理掉。這個“小人”，具體的說就是晁錯。那好，你們不就是要“清君側”嗎？如果晁錯已誅，君側已清，你們還反什麼反？ 　　事實證明，袁盎的這個主意並不靈。晁錯被殺以後，七國並未退兵，作為漢使的袁盎反倒被吳王扣了起來。袁盎給漢景帝出了誅殺晁錯的主意後，被任命為“太常”（主管宗廟禮儀和教育的部長），出使吳國。袁盎滿心以為吳王的目的既已達到，應該見好就收的。誰知道這家伙的胃口已經弔起來了，根本不把袁盎和朝廷放在眼裡，不但連面都不見，還丟下一句話：要麼投降，要麼去死。這下子袁盎可就啞巴喫黃連了。雖然後來他總算從吳營中逃了出來，卻也從此背上了一個惡名：挑撥離間，公報私仇，讒言誤國，冤殺功臣。
　　實際上當時就有人為晁錯鳴冤叫屈，對袁盎不以為然。晁錯被殺以後，有一個名叫“鄧公”的人從前方回京，向漢景帝彙報軍情。鄧公的官職是“謁者僕射”（宮廷衛隊長郎中令的屬官），級別“比千石”，此刻被任命為校尉（比將軍低一級的武官），將兵平叛。漢景帝問鄧公：晁錯已經殺了，吳國和楚國應該退兵了吧？鄧公卻回答說，怎麼會退？吳王圖謀造反，準備了幾十年，所謂“誅晁錯，清君側”，不過是個借口罷了，“其意非在錯也”（他們的意圖並非在誅殺晁錯）。所以，吳國和楚國是不會退兵的，天下人的嘴巴卻恐怕會閉起來，不敢再說話了（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景帝問他為什麼。鄧公說，晁錯為什麼要主張削藩？是因為擔心諸侯過於強盛，尾大不掉，威脅中央政權，這纔提出要削減藩國轄地，以提高京師地位。這是我們漢家社稷的千秋大業和萬世之利呀！可是，他的計劃纔剛剛開始實行，自己卻被冤殺於東市，這不是“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做了令親者痛仇者快的事嗎？“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景帝聽了以後，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默然良久”，纔嘆了一口氣說，你說得對，朕也是追悔莫及啊！ 　　其實，把錯殺晁錯的責任都算到袁盎身上，也是冤枉的。因為袁盎當時的身份，隻不過一個被罷了官的庶人；他向景帝提出的，也隻不過一項“個人建議”。然而處決晁錯卻是正式打了報告的。打報告的是一批朝中大臣，包括丞相陶青、中尉陳嘉、廷尉張歐（顏師古注歐音區）。當時的制度，中央政府的**官員是“三公九卿”。三公就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是*高行政長官，相當於**或行政院長；太尉是*高軍事長官，相當於三軍總司令；御史大夫是副丞相兼*高監察長官，相當於副**兼監察部長。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合起來就是“宰相”。所以宰相是三個，不是一個。部長則有九個，叫“九卿”。陳嘉擔任的中尉，張歐擔任的廷尉，都是卿。尉，是武官。那時軍警不分，尉可能是軍官，也可能是警官，還可能是軍官兼警官，職責取決於“尉”前面的那個字。比方說，太，是“*高”的意思，太尉就是全國*高軍事長官。中，是“宮廷”的意思，也代表“京師”，和外地的“外”相對應。中尉的職責，是負責京城的治安，所以中尉就是首都衛戍司令兼公安部長。廷，則是“朝廷”的意思。廷尉的職責，是掌管刑律，所以廷尉就是司法部長兼*高法院院長。一個政府**，一個公安部長，一個司法部長，三個人聯名彈劾晁錯，分量是很重的。
　　擬定的罪名也很嚴重，是“亡臣子禮，大逆無道”。申請的處分，則是“錯（晁錯）當要斬（腰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也就是沒分家的親人無論老幼統統砍頭（棄市是景帝時確定的一種死刑，意謂“刑人於市，與眾棄之”）。對這個彈劾，漢景帝的批示是“同意”（制曰可），而且派中尉陳嘉把晁錯找到，立即執行，連招呼都沒打一個。
　　所以，晁錯不但死得很冤，死得很慘，還死得很窩囊。
　　不過，正如“請誅晁錯，以清君側”隻是吳楚起兵的借口，“亡臣子禮，大逆無道”也不是晁錯被殺原因。真正原因是削藩。所以，要知道晁錯該不該死，就得先弄清楚“削藩”是怎麼回事。
　　二 削藩其事 　　我們知道，秦漢，是中國**制度發生重大變化的重要轉折時期。秦始皇的兼並六國，則是一場深刻的革命。因為它**顛覆了舊制度，建立了一種新制度。這個舊制度，就是“邦國制”，歷**叫“封建制”，也就是把天下分封給諸侯，建立各自為政的“邦國”。這個新制度，就是“帝國制”，歷**叫“郡縣制”，也就是把原來的“許多**”變成“一個**”，把原來各自為政的“邦國”變成中央統一管理的“郡縣”。這也是秦漢以後、辛亥革命以前一直實行著的制度，我在《好制度，壞制度》一文中有介紹。不過，剛開始的時候，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贊成“郡縣制”，很多人主張繼續實行“封建制”，還把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原因歸結為沒有“封建”（分封諸侯）。迫於無奈，劉邦在建國初期，隻好實行“一個王朝，兩種制度”的方針：京畿地區，實行“郡縣制”，由中央政府統一領導；外圍地區，實行“封建制”，封了許多王國，由王國的國王自行治理。當時的意思，是要讓他們充當中央政權的屏障，也就是“藩”。藩，就是籬笆的意思（藩籬）。所以這些**就叫“藩國”，這些**的君主就叫“藩王”，他們到自己的封地去則叫“之國”或“歸藩”。這樣一種郡縣與封建並存的制度，就叫“郡國制”。
　　不過，劉邦在實行“一朝兩制”時，也留了一手，即隻準同姓封王，不準異姓封王。為此，還殺了一匹白馬來做盟誓，叫“白馬之盟”。後來，呂後破壞這個規矩，封姓呂的做王，就被視為“亂政”，*後被武力平定。平定諸呂的功臣，就是後來平定七國之亂的將領──太尉周亞夫的父親周勃。
　　其實同姓封王也未必靠得住。比如這回帶頭造反的吳王劉濞，就靠不住。劉濞是劉邦他哥劉仲的兒子。古人兄弟排行，叫“伯仲叔季”。劉邦出身平民，家裡沒什麼文化，就用這“伯仲叔季”來做名字。劉邦叫劉季，其實就是“劉小”。他哥劉仲則其實就是“劉二”。劉二是個沒有用的，他兒子劉濞卻能干，為劉邦立下汗馬功勞。那時劉邦正發愁吳越一帶沒有一個得力的王侯去鎮守，就封劉濞做吳王。不過劉邦馬上就後悔了，因為他覺得劉濞的樣子似乎有“反相”。但是君無戲言，覆水難收，封都封了（已拜受印），改不過來，隻好摸著劉濞的背說：五十年以後東南有人作亂，不會是你吧？天下同姓是一家，你可千萬別造反。劉濞立馬跪在地上磕頭如搗蒜，說姪臣哪敢呀！ 　　這當然隻能作為故事來聽。劉濞造反並不因為他身上有“反骨”，晁錯削藩也並不因為劉濞要造反。晁錯大講特講削藩時，劉濞還沒造反吶！事實上，削藩不是針對哪一個諸侯的，而是針對“郡國制”的。按照這種制度，藩王們是有實權的。他們有自己的領土、政府、軍隊和財政收入，儼然“獨立王國”。如果地盤大，人口多，資源豐富，其實力便很可能超過中央政府，比如劉濞的吳國就是。吳國地處長江中下遊，富饒之國，魚米之鄉。吳王煎礦得錢，煮水得鹽，富甲一方，勢可敵國。長此以往，勢必尾大不掉，成為中央政權的心腹之患。這就要鉗制，要打擊，要削弱其勢力。這就是“削藩”──先裁減其領地再說。
　　但是這有風險。因為沒有哪個藩王是願意被“削”的。人家到嘴的肥肉，你生生地奪了去，就連阿貓阿狗都不會願意，何況鳳子龍孫財大氣粗的藩王？那不逼得他們狗急跳牆纔怪！所以景帝和群臣都很擔心，我們削藩，他們會不會造反？晁錯卻不以為然。晁錯說：“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也就是說，削藩，他們造反；不削藩，他們也會造反。現在削藩，他們馬上就反，但是為害尚小。暫不削藩，他們反得遲一些，但是後患無窮。因為那時他們已羽翼豐滿，存心造反，你可怎麼收拾？所以得“先下手為強”。
　　可見，削藩，是建立在藩國必反的前提下的。那麼，吳王他們果真要反嗎？ 　　這當然也不是一點依據都沒有。比如前面提到的鄧公，就說過“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的話。吳王自己，也說他“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谷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但這也隻是一說，而且都是事後說的。事實上，吳王造反，事前並無證據。“七國之亂”平定後，政府軍在他們那裡也沒找到什麼“大規模殺傷性**”。相反，《史記》、《漢書》都說“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以此發謀，欲舉事”，或者“吳王恐削地無已，因欲發謀舉事”，即都認為吳王的造反是削藩逼出來的，也可以說是“正當防衛”或“防衛過當”。至於晁錯彈劾楚王和膠西王的那些事，比如楚王在太後喪期亂搞女人，膠西王賣了官爵，也都不能說是“罪大惡極”。當然，晁錯是御史大夫（副**兼監察部長），彈劾這些諸侯是他份內的工作。但如果以此作為削藩的理由，那就是找岔子了。
　　不過，吳王不反，不等於別人不反；此刻不反，不等於將來不反；劉濞本人不反，不等於他的兒子孫子不反。曹操沒有篡位，曹丕不是篡了？朱元璋一死，燕王朱棣不就反了？而且口號也是“清君側”。當然，曹丕也好朱棣也好，都是後來的事，我們不能據此反推劉濞或他的兒子孫子也是要造反的。但諸侯坐大，對於皇權確實是威脅，曹丕和朱棣就是證明。所以，站在帝國的立場，削藩確實是對的。如果任由諸侯擁兵自重，造反的事就遲早會要發生。我們不能不佩服晁錯的深謀遠慮。
　　何況正如黃仁宇先生所言：“根據當日的觀念，造反不一定要有存心叛變的證據，隻要有叛變的能力也可以算數。”（《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何況劉濞不但有能力，也有形跡，比如靠著財大氣粗，廣散錢財，招兵買馬，攏絡人心，而且專門招募那些亡命之徒。這不是想造反又是什麼呢？漢景帝也說，吳王大力發展鑄銅和煮鹽產業（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為鹽），用這些收入來吸引人纔（誘天下豪傑），一大把年紀了還公然造反（白頭舉事），如果沒有萬無一失的準備，會跳出來嗎（此計不百全，豈發乎）？所以，滅吳，也不算冤。
　　其實，就算吳王劉濞是冤枉的，這個冤大頭也隻好由他來當。因為削減藩國領地，削弱諸侯勢力，*終取消封建制的藩國，將“半封建半郡縣”的“郡國制”變成**的“郡縣制”，是歷史的必然趨勢；而郡縣與封國並行的“郡國制”，則是新舊兩種制度討價還價和政治妥協的結果，是漢代統治集團在建國之初的權宜之計。而且，這種不倫不類的制度給西漢統治集團帶來了不小的麻煩，不是異姓王造反，就是同姓王叛亂。柳宗元在他的《封建論》裡就說了這個問題。柳宗元說，公元前201年，韓王信反。高祖前往平叛，被困七天。這就是“困平城”。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反，高祖又前往平叛，被流矢所中，一命嗚呼。這是“病流矢”。此後，惠帝劉盈，文帝劉恆，景帝劉啟，“陵遲（衰微）不救者三代”。相反，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卻充分地體現出它的優越性。秦末天下大亂，然而“有叛人而無叛吏”（有起來叛逆的民眾卻沒有起來叛逆的官員）。漢初天下大亂，然而“有叛國而無叛郡”（有起來叛逆的封國卻沒有起來叛逆的郡縣）。中唐天下大亂，然而“有叛將而無叛州”（有起來叛逆的將領卻沒有起來叛逆的州府）。歷史證明，郡縣制是有利於帝國之長治久安的。
　　既然遲早要削藩，那麼“長痛不如短痛”。既然決心要削藩，那就不能“喫柿子專揀軟的捏”。不論從哪個角度看，吳王都首當其衝。隻有把吳楚這兩個*強*大*牛逼的王國壓下去，其他諸侯纔會就範。所以，晁錯的話──“削之亦反，不削亦反”，真不如改成“反之亦削，不反亦削”，總之是要拿他開刀，沒什麼冤不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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