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國人來說，剛剛過去的一個世紀，經歷了幾多血與火的洗禮！政治衝擊了親情，鬥爭考驗著人倫，多少悲歡離合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反復上演。
丁東主編的《追憶雙親》所選的文章，就是側重於展示這種親情坎坷的不同。
禮贊父母的恩情，懷念父母的美德，固然是人之常情。把父母置於時代的漩渦中反思，放在人性的顯微鏡裡審視，同樣值得讀者珍視。

丁東主編的《追憶雙親》收錄了錢理群、郭小林、林賢治、阿城等近 30位文化名人、學者、作家等追憶父母的文章。一批作者都對父母做了充 滿溫情的回憶，有些作者則對父母過去的行為做了直言不諱的描寫。北島 在追憶父親、金融專家趙濟年的文章《父親》中寫到，1957年，父親曾任 民進中央副部長，定期向在民進中央掛名當宣傳部長的謝冰心彙報工作。 他另外擔負的使命是，把他與謝冰心的談話內容記錄下來交給組織。但是 謝冰心看來“心知肚明”，步步為營，滴水不漏。

序 丁東
一塊溫潤的美玉 樂黛雲
哦，你是我的父親 錢理群
蠟炬成灰淚始干 宗璞
淚捶*壁 郭小林
是父親，也是朋友 章立凡
父親的江湖 於建嶸
我的繼父唐海 戴晴
王林和他的《腹地》 王端陽
寫在風暴之後 林賢治
婆婆的小腳和針線笸籮及其他 馬懋如
父親 阿城
我的父親——梁漱溟 梁培寬
雲在青天水在瓶 宗璞
*後的日子 止庵
母親與我 老鬼
江上的母親 野夫
我替父親整理遺稿 徐賁
我的父親周一良 周啟博
在音樂中遠行 楊團
我父 龔鵬程
父親 北島
銀杏伐了 去看遠山 梁抗抗
我的父親 邢小群
我有這樣一個母親 李南央
祭父文 季承
畫裡畫外的父親
追憶雙親 李亢美
我的父親蔡定劍 蔡克蒙

哦，你是我父親 錢理群 北京大學教授 先父錢天鶴先生是中國現代農學先驅者之一，曾任金陵大學農科教授 、中央農業實驗所副所長，抗戰時期曾任國民政府農林部次長。一九四九 年以後任臺灣農業復興委員會農業組組長。因開發金門島有功，先父去世 後，金門島人民在島上為先父建立銅像，以志紀念。
這一兩年，竟不斷地寫起追悼文章來--每一篇都償還一筆精神的債務 ：給老師，給亡友，給……*應該償還的，留在*後。
我不知道該寫什麼，該怎樣去寫--我幾乎無“話”可說，卻又有太多 太多的“話”要說…… 因為你留給我的記憶幾乎一片空白。
因為我永遠擺脫不了你，我的命運與你緊緊相連。
哦，你是我的父親，我是你的兒子。
明年某月某日--我甚至都說不出具體的時間--是你的誕辰百周年祭日 。在這多雪的北方的早晨，坐在未名湖畔，我想著遙遠的南國的海的那一 邊，端坐在冰冷的石座上的你，卻無法想像，*不能具體地說出：你的容 顏，你的聲音，你的思想…………你對於我，永遠是一個陌生的存在，一 個償還不清的精神的債主！ 多少次，我努力地想從記憶的墳墓裡，挖掘出你的形像；但收獲永遠 隻是印像的碎片：1948年的鼕天，南京中山東路一家小喫店裡，一個穿著 長袍的沉默的中年人，帶著長著圓圓的大腦袋的小男孩，在喫著什麼--仿 佛是湯圓，仿佛又不是，模糊不清了；男孩很快地喫完了，望著仍在慢吞 細咽的中年人，中年人微微一笑，把自己碗裡剩下的，一個個地夾到男孩 的碗裡，突然長嘆了一聲…… 這惟一留下的瞬間記憶，經過幾十年風風雨雨的拍打，竟化作我生命 中的永恆：父親，你哪裡知道，你的沉默，微笑，連同你的一聲嘆息，是 怎樣地讓你的兒子千百遍地咀嚼，溫暖著，又咬囓著他那顆破碎的失落的 心！… 還有掛在牆上的你的巨幅畫像，留在我的記憶裡的，仍然是你的嚴肅 的微笑。這已經是新中國成立以後，在你親自購置的南京武夷路22號小樓 母親的臥室裡，你日夜陪伴著母親，也時時從牆上望著我、哥哥和姐姐。
我知道你在海峽那一邊，卻不怎麼想念你--我們已經習慣於家庭生活中你 的“缺席”，即使當年我們全家住在南京江蘇路、中山東路的時候，你不 是出差在外，就是和來往不*的客人談論公事，少有和家人閑談的時候。
但偶然瞥見牆上的你在對我微笑時，不知怎麼的，我總有一種安寧感。“ 那是我的父親，父親。”我對自己說，同時有一股溫馨襲上心頭。但母親 卻時時念著你，每逢過年過節，總要多擺幾副碗筷--為你，也為遠在異國 的大哥和三哥。這時候，我似乎感到了一種生命的沉重與悲涼，但也隻是 剎那間的感覺，很快就忘了：那時候我還不懂人事。
待到你的畫像從牆上取下，並且永遠在房中消失時，我纔開始感到了 你的分量：你與我（以及全家）的命運息息相通。起初還是中學生的我隻 覺得奇怪，想去問母親，看到她一臉愁容，卻不敢開口。還是“新奶奶” --長住我們家的女傭，你一定記得的--悄悄告訴我，四哥（他是共產黨員 ，在南京團市委工作）因為家裡掛著你的像，與你“劃不清界限”，受到 了嚴厲的批評。我已經說不清當時的反應；仿佛覺得有些奇怪，又分明感 到一種精神的威壓，而此後母親死一般的沉默尤使我不安，從此，不祥的 預感便籠罩著這個溫馨的家庭。
考驗終於臨到我的頭上。1953年，剛滿十四歲的我，便提出了加入“ 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後改稱為“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申請，這在我們 那一代是天經地義的歸宿，仿佛到了十四歲，就應該（也必然）成為青年 團員。但我的申請，卻遭到了拒*，盡管當時我是全校老師、學生**的 “學習、品德兼優”的模範學生。面對這晴天霹靂般的打擊，一陣天旋地 轉以後，我頓時產生了“低人一頭”的屈辱感，仿佛剎那間我從“天之驕 子”變成“二等公民”。我永遠也忘不了那一番情景：我的入團介紹人， 也是我的好友，一臉嚴肅地告訴我：必須從思想、政治與行動上與“反革 命”的父親劃清界限。“反革命？！”我差點大叫起來；我怎能把已經滲 入記憶深處的嚴肅、沉靜、微笑著的你，與在我的觀念中早已是十惡不赦 的“反革命”聯在一起？！在我這樣的十四歲的中學生的心目中，“父親 ”與“革命”，都同樣神聖，現在卻硬要在這兩者中做出一個非此即彼的 選擇，這未免過分殘酷，我感到了挖心掏肺般的痛苦。我至今仍清楚地記 得，我的那位好友，整整一個暑期，每天都要到家裡來“說服”我；我知 道，那是組織交給他的任務，他自己也懷著極大的真誠與熱情，希望幫助 我闖過這一“關”。他總是不等坐定，就急急忙忙地把該說的幾句話說完 ，然後突然沉默下來，用急切的眼光望著我。我知道他想讓我說什麼，我 也真想說出他想讓我說的話，那樣，我們倆都可以松一口氣，卸下那對於 我們來說是過於沉重的精神的負擔，然後可以痛痛快快地去做我們願意做 的事--我的朋友當時正在狂熱地學習作曲，我也正熱心於作詞，我們本是 天然的合作者……但我卻怎麼也說不出來，隻能怔怔地抱歉地望著他；他 也獃望著我，似乎也懷著某種歉意。時間到了，他默默地站起來，我也默 默地送他到家門口，空氣沉重得令人窒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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