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傳記_李鴻章傳(一個英國記者四十年中國生活札記圖珍版海外經典傳記)

遍布全國的官僚制度是中國政府統治的基礎，而構成這個官僚制度的成員是通過**的教育繫統培育出來的，早在幾百年前已經被中國反復解釋過的那些至理名言是這些官自進行培育的手段。正是這些神聖的教條驅使著這些官女對任何偏離於該教條的動機都拒不接受。
不過，當時那些持著樂觀主義想法的理想主義者曾聲稱，不久之後中國的**性質和政治機構將會發生突然的變化，這個變化是那麼激進。對此，除了上段如此精準的描述外，我們還要警告這些人：也許借助於對這種情況的評定，我們可以將那些理想主叉者的過於樂觀的想法糾正過來。持有這種想法的人認為，在極短的時間內，所有的中國人，由上到下可以快步踏上像歐洲一樣進步的康莊大道。為了收到這一理想的效果，人們就要將那些*寶貴的宗教教義性的**原則拋棄，打倒那些在文學中*受到崇拜的人，將對於現在暫時不必過多注意的代表著正叉、尊貴的王朝制度推翻，與此同時，還要忽略公平和正義。像這種改變倘若不是依靠革命引起，就是要在人民由於生活的**貧困的壓力而產生；不過，如果認為這種改變可以通過自發的行為而產生，則純粹是妄想。
太平天國起義後，中國一直處於長期的動蕩不安之中，政府的統治遭到嚴重的破壞，政府的威望也大減，於是想讓這種威望在人民中得以長時間保持的想法已經成為妄想。不過，那些王族官僚手中的特權和實力，並不曾因為起義而受到絲毫的影響，他們身上的那種自以為是和傲慢的態度也不曾絲毫減弱。
不同於從前的是，1860年，一個新的特征出現在這個帝國政府中，那就是成立了一個特殊的部門。這個特殊的部門肩負著處理對外事務的任務，它的名字就叫**衙門，實際上，這個**的部門不過是一個卑躬屈膝地巴結列強的部門。漸漸地，思想保守的軍機處將這個部門歸於自己名下，讓其成為自己的附屬，可是這個所謂的軍機處，卻*典型地代表r清政府各官僚機構那種保守麻木的思想。在李鴻章擔任總督的30多年裡，**衙門成了一個處理緩衝事件的部門，其發揮的主要作用就是調解中國的行政部門和駐京的其他**的辦事人員之間的衝突。不過，對於中國的對外關繫調解，這個部門不但沒能起到加深的作用，相反，它的出現卻削減了這種對外關繫。正是因為**衙門處於這麼一個相當特殊的位置，所以，它經常被政府忽視，這種情況從建立之初一直持續到1890年。
誠如將在下一章提到的，從1870年到1895年，中國的外交事務的處理權實際被一個人獨掌，此人就是時任直隸總督和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鴻章。1896 年的甲午戰爭後，李鴻章從總督一職升遷為**衙門的負責人。四年後，在他的領導下，**衙門*名為外務部，同時，該部門的實際權力遠遠高於其他部門，成為六部之首。而這種變化意味著過去的秩序已經消亡，以慈禧為首的統治集團開始進行改革，盡管其步伐異常緩慢。倘若李鴻章在世，能夠親眼看著伴隨著辛亥革命的*聲響起，清政府滅亡的喪鐘敲響，那麼他就會看到在混亂無序的動蕩中，舊有的官僚傳統又被延續了下來，而且其重要的地位仍然是那麼重要，無論是在經濟領域的劇變中，還是在政治領域中的劇變中。他還會看到，那種平和而淡定的微笑始終掛在那些處於中國新舊秩序衝突中的官僚的臉上。
縱觀李鴻章為官一生的經歷，從表面上看，君主一人大權獨掌，然而事實上，大權卻落在那些由君主委任的都城和各省的*高行政長官手中。18世紀末期，乾隆皇帝統治之前，這個盛極一時的帝國的家族繼承人身體比較健康。可是從他之後，該家族繼承人的身體健康狀況每況愈下，而且其道德水平也日益敗壞。在朝廷的**官員中，漢人的比例越來越高於滿人的比例，而這個對比說明滿清皇室的勢力逐漸衰落，對**的統治越來越無能為力。到了20世紀初，這種情況愈演愈烈，以至於滿族人隻能眼看著自己民族的官職和人數遠遠落後干漢人。正是因為如此，在1860年至1901年間，都城各部和朝廷官員逐漸失去了自主決斷權，轉而發揮監督和納諫的功能。在這種情況下，要保證君主原有的任意調動官員的權力，隻能靠帝國的命令和出於人們對儒家思想的深深的敬畏而制定的法令。正是因為這樣，慈禧太後在其動蕩的一生中，纔得以依靠玩弄權術，不斷平衡各方勢力，從而保證帝國的統一。
接下來，我們來談論一下軍機處。軍機處的職責就是每天皇帝上朝時，協助皇帝處理**重大事務的咨詢機構。在滿族人統治時期，軍機大臣的地位相當高，而且備受皇帝和眾臣的尊重。同時協助皇帝處理**政務的還有位於京城的六部，以及其下屬的各部門。牽扯到人民福利問題，以及政府處理事務的方式對百姓造成的影響這樣的問題，56個御史就要承擔起將情況向皇帝通報，並對皇帝的不當行為或命令提出勸告的責任。縱觀中國兩千多年的發展歷史，不管朝代如何頻繁*替，但是御史這種獨特的地位及其可能對君王造成的影響卻絲毫不曾改變，*不曾受到半分影響，即使到了民國所謂的共和制下，作為中國官僚行政機構的一部分，御史的地位仍舊巋然不動，不曾受到影響，亦不曾發生任何變化。中國在明朝末期，監察機構的舉措就是公共服務方面整體道德水平的*直接的體現，身為“皇帝的耳目”，御史經常對*高官員問難，而他們之所以這樣做，就是基於服務於處於對立地位的政治派繫的基本目的。
然而，在這些御史中，經常會出現那些正直勇敢的人。他們中的一些人通過代言朝廷意志的舉動，對公務腐敗現像予以指責，從而對正義之舉進行由上至下的扶植，以便實現那些早在全盛時期就確立的合理合法的目標。另外一些人則運用手中得之於傳統的權力，公開批判朝廷和太後濫用權力的行為。
然而對於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來說，御史*重要的作用還是專門用於查處陰謀活動和貪污行為，同時他們還要對像李鴻章一樣的高官發揮監督作用。這是因為，這些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高官，手握重權，家資豐厚，可以誘使“局外人 ”與他們聯合起來，共同查處高官們貪贓枉法的罪證。P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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