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傳記_何干之傳/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青年學者文庫

離粵赴滬尋黨何干之宣傳馬克思主義，組織進步活動，逐漸引起廣州當局的注意。因為他教書很受歡迎，省立女師、國民大學原本對何干之這樣的左傾教員還是比較寬容的。兩校校長在廣州政界頗有勢力：女師校長李雪英為廣州社會局局長的夫人；國民大學校長吳在民是一個老官僚，副校長張香譜為廣州社會局局長之兄，與國民黨廣州市黨部書記林翼中關繫密切。1932年底，李雪英曾向餘卓鳴調查何干之的歷史，餘當即告訴何干之要注意自己的活動。到 1933年，他的政治面目已經暴露，學校有人告發他宣傳“赤化”。同時，與他接觸密切的梁唯文、張露心、梁寶鈿等一些學生也被學校注意，如梁唯文的二妹警告她不要和譚秀峰接近，鄧潔也受到父親的警告。文總是秘密團體，而許多盟員有公開職業為掩護，有公開住址，學生都住在學校。一旦—人出事，整個組織都有可能遭受破壞。鋻於形勢緊急，何干之先是代表文總通知一些成員，說如有人問起組織情況，就說現在環境很惡劣，活動很困難，整個組織已自動解散。他因在廣州找不到黨的關繫，這時計劃到上海尋找中國共產黨。因為擔心一時找不到黨組織，他準備向親戚故舊籌集一筆資金，到上海後先辦一個印刷廠和一個書店，這樣既可以解決生活問題，又便於宣傳工作。這個計劃得到譚國標、溫盛剛等人的支持。
1933年秋，何干之提議召開了文總擴大會議，進一步研究對策。他主持會議，先報告被當局注意的情況，後介紹去上海尋找黨的計劃，號召大家努力集股籌辦印刷廠。經過討論，會議決定凡是身份已經暴露者都要設法轉移到上海，或到廣東內地各縣做中小學教員。
會後，何干之等人分頭去集股籌資。他原本估計在寒假回鄉後能在親友中籌得資金2000元，又聽說劉彥邦也有辦印刷廠的計劃，正準備找他商量事宜，不料11月國民大學副校長張香譜找他談話。這是當局準備緝捕他的一個信號。張香譜與何干之私交很好，善意地勸誡說：“你在學校裡教書，得到了學生的歡迎，在大學裡也有學術研究自由。作為學術問題，馬克思主義在大學講壇也是可以講的，隻要沒有共產黨的活動，寫個公開聲明，政府也可以諒解的。”張還表示何干之如果去國民黨黨部聲明—下，沒有問題，學校可以保證他的人身安全，還可以繼續留校教書。他唯唯諾諾地敷衍說：”我不是共產黨員，也沒有參加任何秘密組織，無須發表什麼聲明”。談話不歡而散後，何干之立即向譚國標、溫盛剛報告談話經過，並將文***一職交代後，決定盡快離開廣州。不幾天，餘卓鳴在社會局看到政府通緝令的案卷後，立刻告知何干之，他當日離開了廣州。12月，何干之經香港回到臺山，和餘碧在鄉下躲避當局的通緝。
到1934年初，廣州的形勢*加嚴重。1月底，陳濟棠派代表到南京和蔣介石談判，甩掉”反蔣抗日”的面具，加緊鎮壓廣州的革命力量。28日晚，為紀念上海一二八事件兩周年，中山大學抗日劇社在中山大學附小平山堂公演抗日戲劇。演出結束後，文總成員在劇場撒傳單，喊抗日口號，結果被敵探跟蹤。陳濟棠把文總的活動視為共產黨的組織活動加以鎮壓，當晚派出大批特務和軍警進行大搜捕，被捕者有李炳義、羅昌謇等10餘人。不幾天，因有人告發，被捕者達60餘人，文總及其各聯負責人大部分被捕。8月1日，譚國標、溫盛剛、凌伯驥、鄭挺秀、何仁棠、陳步文7人被*殺，臨刑前一起高唱國際歌，高呼“打倒國民黨反動派”、“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國共產萬歲 ”等口號。這是1930年代廣州文化界*大的一次屠殺案。至此，廣州文總停止了活動。新中國成立後，廣州建立了文總7烈士墓。
革命形勢急轉直下，文總成員部分轉移到上海，部分避走香港。自何干之離開女師後，學校加強了對進步學生的監視。1934年春，梁媛雄因在上海有家之便，與梁寶鈿等女師幾位同學經譚國標介紹先行赴上海，找到上海文總，加入了上海社聯。1934年1月29日，社聯成員、廣州嶺南銀行職員黃韋文得到消息後也跑回臺山，並告知何干之大逮捕的情況。同時，金石聲也趕到臺山通知他趕緊躲避。2月，農歷除夕夜，何干之來不及和家人喫團圓飯，由餘碧挑著行李送到火車站。經香港到了上海。他在上海找到黨組織後，原本準備在廣州以譚國標、溫盛剛等人為中心，建立廣州文總黨組。當他聽到廣州同志被殺的消息後極為傷心，曾想聯絡廣東籍學生回去開展工作，為死者復仇雪十艮。為此，他找上海黨組織商量，但因接頭的同志被捕，再加上黨組織也不同意，未能實現回粵計劃。
對於文總犧牲的同志，何干之從未忘懷。1964年，他接待來訪的中共廣州黨史組工作人員，談了對撰寫《譚國標傳》的意見：譚國標是革命民主主義者，1929—1931年留學日本時，開始追求真理研究主義，以致變為馬克思主義者。1931年九一八回國後，一直從事左翼文化運動。為了取得領導，在廣州、香港等地尋找黨的組織，沒找到。1933年底我離開廣州，一方面是為了逃避陳濟棠的通緝，一方面也是為了尋找黨的組織關繫。1934年春，我在上海找到黨，正要準備在廣州以譚國標、溫盛剛等為中心建立廣州文總黨組，但廣州文總被破壞了。由革命民主主義者變為馬克思主義者，這就是譚國標所走過的道路。我們那時是如何渴望找到黨，並且在組織上加入黨呢？這種革命熱情至今記憶猶新。譚國標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因為當時在白色恐怖下找不到黨，在組織上沒有加入。建議追認譚國標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發起成立廣州文總，是何干之登上左翼文化運動舞臺的開始。關於當年鬥爭的困難情況，他於1960年代初先後兩次向中共廣州黨史組介紹說： “分盟並不是黨的組織，而是黨領導的團體而已”，“在軍閥陳濟棠的統治下，及整個**外白色恐怖下，進行革命活動是**危險困難的，所以和上海文總的聯繫很少。廣州在當時有無黨的組織，也不知道。”盡管如此，文總得到黨的指導和影響是不爭的事實。1930年代初期曾任上海社聯黨團成員、研究部部長的韓托夫回憶說：“1932年底到1934年初這段期間，留在上海的地下黨員單獨進行活動，以自己的行動去團結、影響群眾，文總是進步的群眾組織，有黨員起領導作用，但這時對內對外均無黨的組織關繫，廣州的文總亦是如此。”這一時期，廣州文總的活動有力配合了中國共產黨在文化界和青年學生中的革命啟蒙與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教育，培養了黨的後備力量，對貫徹黨的反蔣抗日的政治主張，促進抗日救亡運動和1936年廣州黨組織的重建創造了有利條件。當然，它的工作方法與鬥爭方式也有一些“左” 的缺點，給革命文化工作和進步文化組織造成了損失。
P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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