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傳記_鬥室的回憶--史樹青先生紀念文集

中國**博物館**研究員、**文物鋻定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南開大學歷史繫兼職教授、北京大學考古學繫研究生導師史樹青先生雖然離開了我們，但他那種對文博事業的敬業精神，對工作高度認真負責，對學術研究治學嚴謹，嚴於律己，寬厚待人，廉潔奉公的高尚品德，都是我們學習的榜樣。為此，我寫了一幅悼幛“樹德授藝，青史長存”，以作奠念。
我同史樹青先生相識是1972年秋開始的。當時我剛從“文化部成寧五七干校”調回北京，在故宮武英殿上班，單位名稱是“出國文物展覽委員會辦公室”，主要工作是籌辦出國文物展覽並編輯圖錄。我們從咸寧五七干校調回的七人，同史樹青先生及多位老專家老教授，在武英殿工作過很長一段時間。當時*重要的事情是籌辦“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土文物展覽”，這個展覽必須全部是出土文物，年代從60萬年前蘭田猿人起到明萬歷止，展品大約 500件，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都應有展品參加。這件事是郭沫若寫報告經周恩來**批準的，實際工作由王冶秋負責。王冶秋報經國務院批準，從北京和外地借調一批老專家和中年干部，在武英殿進行籌備工作。我有機會經常看到和接觸到史樹青先生，知道他為籌備這項展覽做丁大量的工作。後來這個展覽到國外兒幾十個固客展山，取得了**好的效果。有一次到日本展出，王治秋為代表團團長，史樹青為團員之一，我當時在**文物局工作，到機場為他們送行，在機場貴賓室還見到史先生的夫人夏老師，至今記憶猶新。
1971年故宮博物院重新開放後，連續舉辦了多項文物展覽，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出土文物展覽”、“五省出土文物展覽”、“中國歷代名畫展覽”和“明清工藝美術展覽”等。史樹青參與了這當中的一些鋻選、布陳和圖錄工作，對其中的一些展品進行過深入研究和鋻賞。他在《(對“五省出土文物展覽”中幾件銅器的看法》中講“故宮博物院舉辦了‘五省出土文物展覽會’，陳列的各地出土的兩周銅器，郭沫若、李亞農、唐蘭、陳夢家、陳邦福、岑仲勉、李學勤諸先生，已經都有專文論述，對我國歷史的研究，作了很重要的貢獻。這裡，把我對展覽會中幾件銅器的看法寫出來，如果沒有錯誤，就算是一點補充”。他在文中對安徽壽縣蔡侯墓年代問題，銅鋻的用途問題，匕和鼎、鬲的關繫問題，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見。由此可以看出，他對工作一絲不苟和對學術研究的嚴謹精神。
1972年12月，我跟隨王冶秋赴長沙參加“馬王堆汊墓女尸解剖座談會” 。這次會議是王冶秋報經國務院批準並奉周恩來**指示召開的。這是馬王堆一號漢墓。後來根據周恩來**批示，又發掘了馬王堆二號、三號漢墓。
這三座西漢早期墓出土珍貴文物3,000多件，特別是出土有帛書、帛畫、竹木簡牘、漆木器和絲棉服飾等稀少罕見的珍品，其中帛書的學術價值極高，涵蓋的內容也極廣，引起了眾多專家學者的濃厚興趣，史樹青就是其中之一。我在多次專家座談會聽到他的發言，也閱讀過他撰寫發表的文章，確有很多真知灼見。如《讀長沙馬王堆帛書》(載《文物》1974年第9期)有雲“馬王堆出土的帛書，每行都有極細的朱絲欄，從形式看，很像編的簡冊，可見帛書出現的時間，要晚於竹書，帛書行格是模仿帝問於容成’、‘黃帝問於天師’(即岐伯)等，都是有關醫藥養生之道的內容，有的同志認為它與《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黃帝外經》有關”。還有雲“馬王堆出工的帛書中，《五星占》幾次見到“張楚”年號，而且緊接秦始皇三十七年，說明西漢政權是劉邦領導農民軍推翻了秦王朝”。這就說明，帛書不僅有很高的研究價值，還能有填補歷史空白的作用。
1972年9月，中國歷史博物館的“中國通史陳列”進行重大修改，這次修改的特點是打破王朝體繫，每個歷史階段以“農民起義打頭”。這實際上是另起爐灶，改寫歷史，問題很多。王冶秋將中國通史陳列“以農民起義打頭”和當時高等學校歷史繫隻講帝國主義侵華史、農民戰爭史、中共黨史、 **共運史，就是不講通史的情況向周恩來**彙報後，**說：“農民戰爭打頭，豈不成了農民起義失敗史了嗎？農民戰爭打頭，看不見剝削壓迫，沒有壓迫哪來的反抗呢？怎麼會起來農民戰爭呢？高等學校教學還是要講通史。”又說“統一是中國歷史的主流，在中國通史陳列中要反映。”根據周恩來**指示，中國通史陳列重新進行調整，這一調整連續了三年，我在這個漫長的調整過程中，同史樹青先生有了不少的交往和接觸。1973年2月國務院決定成立了**文物事業管理局，王冶秋為局長，我在文物局博物館處工作，調整修改中國通史陳列由王冶秋直接領導，我常跟隨他參加會議和展廳展品處理等實際工作，因而同史樹青接觸較多，多次聽到他提出的一些問題、意見和建議。有一次談到秦末西漢初期怎麼擺，秦二世怎麼提，陳勝吳廣怎麼處理，看法不一，意見不太集中。史先生說：陳勝吳廣失敗後，是劉邦推翻了秦二世，打頭的應該是劉邦。還有一次談到明末清初的李自成，看法和意見極為分散，爭論很大。李白成是農民軍失敗、明朝滅亡、清朝入關、甚至歷史的轉折都是關鍵，擺不擺，怎麼擺，如何評價，通史怎麼反映，確有很多難題。史先生針對這種情況，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見：李白成一定要擺，是歷**一個重要人物，但又不能多擺，也沒有多少東西擺，就擺京城、皇宮這一段，擺李白成在武英殿執政這一段。調整後的李白成開間有李白成一幅塑像和一幅畫像，還有武英殿兩張大照片(一舊一新)，文物確實很少。1973年中國歷史博物館從山西找到李白成大順政權留下的“臨縣學正之記”銅印，史樹青專門為此撰文《李自成大順農民政權的銅印》(載《光明日報》1974年1月6日)。
1986年3月，**文物鋻定委員會成立。這是***文物鋻定學術** 機構，設書畫碑帖組、陶瓷組、銅器組、玉器組、貨幣組、古籍組和雜項組，委員54人，啟功任主任委員，史樹青任副主任委員。有兩大項重要任務：一，把好文物出口關；二，做好全國博物館藏品分級工作。我當時為文物局局長，在成立大會上致辭，題為((進一步加強文物鋻賞工作》(載《博物館暨文物工作論叢》文物出版社1992年出版)，還祝願各位委員在今後工作中，取得*大的成效，做出*大的貢獻。史先生從那時起的二十多年，盡職盡責，跋山涉水，足跡踏遍全國，為完成**文物鋻定委員會兩大任務，取得了**的成效，做出了巨大的貢獻。P4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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