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傳記_我的父親羅家倫

追念我的父親從19世紀末葉開始，中國經歷了一波又一波的內亂外患，也穿越過多次生死存亡關頭，這個苦難的時代卻產生了許多不平凡的人物，父親羅家倫（1897一1969）便是這些人物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身為他的女兒。
我從小便為他愛國的情懷、淵博的學識、創新的精神和他待人處事的熱誠引以為榮。在20世紀中國的歷**，他是一位公眾人物；對我來說，他是我永懷在心的父親。
我的父親和母親結婚以後六年多，纔好不容易生出了我——他們頭一個孩子。父親為此作了一首詩：春到江南挾大風，遠天凝靄紫微紅；會知生命奇葩萼，吐自呻吟疾楚中。
這首詩顯示出他的心境是多麼的喜悅，對我的期望又是多麼的殷切，雖是他個人的感受，也寫出了天下許多父親共同的心聲。
父親時任國立中央大學校長，我們的家就住在南京城北玄武湖附近。公餘假日，父親常帶著我訪友郊遊，在家教我唱他為我編的兒歌，繼而教我背誦簡易的唐詩。我就在父母的鐘愛之下，無憂無慮地度過了黃金般璀璨的童年。
1937年“七七”事變不久，南京便成為日本侵略者空襲的目標。炸彈的威脅，結束了我們這短暫安適的生活，從此父親幾乎把他全部的時間和精力，集中在維護中大的安全與完整和籌劃遷移內地的任務上。他把母親、我和還在襁褓中的妹妹久華送上了開往漢口的輪船，自己仍留在南京繼續指揮遷校的艱巨工作。我們到了重慶不久，中大便在郊區沙坪壩的新校舍開課。我家先住在陪都市區，遭受敵機轟炸後先搬上歌樂山，以後再遷到小龍坎，距中大都有相當的路程。在戰時交通不便，汽油缺乏的情形下，父親為了公務而又必須時常往返於市區和沙坪壩之間，回家的機會自然大為減少。記得“五三”“五四”大轟炸的那段日子，從歌樂山防空洞口，遠遠地看見金黃色的燃燒彈在黑夜中緩緩下降，觸地濺起一片鮮紅的火花。我似懂非懂的心中，感到一種無名的新奇和恐怖。那時父親身在市區，不知母親如何地牽掛著他的安全！遷校到重慶後，中大師生的生活、學業與進修，以及各種戰時的措施，都要父親親自去籌劃、督導。所遇到的困難與辛苦，隻有當時和他一起工作的人纔能洞悉其詳。他自己雖曾寫過幾篇回憶性的文章，也隻述及校方重要的事務，從未提起他經常住在校園山坡上碉堡裡的事。一次夜間他腰痛病發不能起床，沒有電話或其他辦法向外求醫。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他隻能慢慢地從床邊滾到地上，再滾到門邊把門打開。等天亮校工進來，纔得到了救護。抗戰時期父親的腰痛多次發作，想來與他的過度辛勞奔波有關。
1941年夏天，父親辭去中央大學校長職務，有一段時期經常在家。
這時母親卻因國民參政會開會和其他公務，常在城內忙碌終日，夜間來不及回家，我和妹妹就由父親來照料。記得早晨上學前，他為我梳辮子，費了好一番事纔用毛線扎緊，但是我還沒有走到學校，辮子便已經開始松散了。他在家為人寫字時，叫我們為他磨墨牽紙，也教我們臨帖練字，*耳提面命地督促我們的作業和讀書。記得在小學時參加演講比賽，常由父親指導我們編寫講詞，練習表情和手勢。偶爾僥幸得獎，大半應該歸功於他豐富演說經驗的傳授。
這時期我們的家雖然偏僻簡陋，但經常有父母的朋友、同事和學生來談天、請教或求助；父親開會、演講和寫文章的活動，也從未間斷。他寫信多半用毛筆，八行信箋常頂天立地寫得滿滿的，一口氣往往可以寫成許多封。長篇的文章則多半在夜深人靜時纔動筆。我上學前常看見他書桌上燈油已快燃盡，煙灰缸裡堆滿了煙頭，便知道他又熬夜寫作，稿子早已由城內派來的人取走了。
抗戰後期，父親曾帶領兩個由專家組成的考察團，赴西南及西北各省考察當地的民政、教育、建設等工作，因而幾乎走遍了重要的邊疆地區。後來又奉命駐迪化（今烏魯木齊）擔任新疆監察使，離家的日子就 *多了。旅途中父親無論在多麼偏僻的地方，總會設法交郵或托人帶信回家。給我和妹妹看的部分，他特別用楷書和簡易生動的文字，講些有趣的見聞經歷，使我們身在家中，也能跟他神遊一番。他每次回陪都述職、開會，或有便人可托，總不忘記給我們帶些西北土產，如甘肅的毛絨氈鞋，新疆的干果、黃油，使我們在物資缺乏的重慶，常能得到一點意想不到的補給。
父親在外，對我和妹妹的健康、學業無時不加以關注。為了使他放心，並解除他客旅中的寂寞，我們每星期也必定給他寫一封信。母親先督促我們打草稿，再重抄一遍。父親收到信後，常把字句加以修改，附在回信中要我們注意，或將某些部分重寫幾遍。這種訓練，許多年下來令我們受益至深。他無論到何處，總有逛書店買書的習慣，因而常能順便為我們買到一些兒童讀物。記得那些戰前出版的書，白潔的紙張和鮮明的顏色，與戰時的印刷品成了強烈的對比。他把自己喜歡的《西遊記》《三國演義》等舊小說介紹給我們讀，每次總先講幾段書中精彩的故事，來引起我們的興趣。這些書中的情節，也成了我們和父親談話和通信的題目。P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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