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傳記_鄧子龍傳

第二章征戰閩廣第一節投筆從戎羅洪先積極支持鄧子龍棄文就武是十分有遠見的。首先，科舉制度發展到明代中後期，已經遠遠不能滿足讀書人的需求，江西是人文荟萃之地，僅以明清兩代為例，兩朝共舉行203次科舉考試，共有進士 51624人，江西一省就得4988名(其中明代3148人)，占進士總數的9．65％，光狀元就有20名(其中明代17 人)。由科舉所鋪設的通天之路固然對莘莘學子產生巨大的**力，但能如願以償成為進士的人畢竟是少數，而江西每科鄉試有成千上萬的考生為此拼殺科場，可謂艱苦卓*。而且這些人讀書時許下的雄心壯志很可能在取得功名後卻無法付諸實施，隻能隨波逐流甚至同流合污，對曾經出身於同一階段的人進行統治和奴役。羅洪先中狀元時年僅25歲，他的外舅太僕卿曾直祝賀他。羅洪先淡淡地說：“儒者事業有大於此者，此三年一人，安足喜也。”可見他對功名利祿有著正確的認識，在罷職之後**意仕進。
而此時的大明帝國卻面臨著內憂外患的嚴峻考驗。一方面嘉靖皇帝日事玄修，殆於政務，大臣營私舞弊，互相傾軋，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也不斷加深，局勢動蕩不安。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甚至發生了明代財政****次經濟危機，國用日蹩，大明帝國似乎已到江河日下、盛極而衰的地步。而嘉靖時期*嚴重的危機“南倭北虜”，一直困擾著這個風雨飄搖的時代，“倭擾於南，狄窺於北，調兵轉餉，征輸四方” 。“南倭北虜”對明朝的社會生產力造成了極大的破壞，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也造成了很大的損失。如果說北方的遊牧民族對明朝的破壞是間歇性有規律性的話，而曠日持久的倭寇的侵擾已逐漸發展成為明朝的心腹之患。因此，我們有必要對嘉靖倭患的來龍去脈進行簡單的梳理。
所謂倭寇，就是從事對我國沿海進行武裝搶劫、殺人放火的日本海盜集團，其中摻雜著一些不滿於“ 海禁”政策、鋌而走險的中國海盜。《三纔圖會》雲：“日本國，即倭國，在新羅國東南大海中，依山島居九百裡，專以沿海寇盜為生，中國呼為倭寇。” 明朝的倭寇問題幾乎與整個明朝歷史一樣長久。
早在開國之初倭寇就頻頻襲擾沿海，由於明朝統治者憑借強大的國力，大力鞏固海防，不斷打擊倭寇勢力，其未成氣候。14世紀初，日本進入南北朝分裂時期，封建諸侯割據一方，相互混戰，不論是戰爭中的失敗者還是勝利者，都把貪婪的眼光投向了中國，糾集一些武士、商人、浪人勾結中國沿海奸民奸商到中國進行走私和武裝搶劫等海盜活動。“嘉靖倭亂”的* 大特點，是中國沿海勢族、走私商人和奸民的介入，並逐漸構成倭寇的主要成分。“夫海賊稱亂，起於沿海奸民通番互市，流人十二，寧紹十五，漳泉、福人十九，雖既稱倭夷，其實多編戶之齊民也。”“今之海寇，動計數萬，皆托言倭奴，而其實出於日本者，不下數千，其餘則皆中國之赤子無賴者入而附之耳。
大略福之漳郡居其大半，而寧、紹往往亦間而有之，未盡為倭也。”加上摻雜著純粹、半純粹的農民起義，這些人或是與倭寇勾結，或是走向抗倭道路，一時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給定性帶來了很大困難，但有一點可以提供重要依據：他們是否對社會造成危害，是否對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造成極大的損失等等。
“嘉靖倭亂”指從三十一年(1552年)到四十三年 (1564年)的倭寇侵襲活動。在此之前的1523年曾有過一次“爭貢之役”，兩個火進的日本朝貢使團的鬥毆演變成對中國的洩忿式的殺人越貨。自從他們發現昔日強大的大明帝國的海防線如此脆弱之後，大批倭寇接踵而至，“各島諸倭歲常侵掠，濱海奸民人往往勾之”。主持剿倭工作的巡撫朱紈因“騰疏於朝，顯言大姓通倭狀”，遭到這些坐收漁利的大族圍攻，羅織其罪，使朱紈被迫自殺。一些奸商巨盜“以內地不得逞，悉逸海島為主謀，倭聽指揮，誘之人寇，海中巨盜，遂襲倭服飾旗號，並分艘掠內地，無不大利，故倭患日劇”。
而明朝方面的情況又怎樣呢?“明初，沿海要地建衛所，設戰船，董以都司、巡視、副使等官，控制周密。迨承平久，船敝伍虛，及遇警，乃募漁船以資哨守。兵非素練，船非專業，見寇舶至，輒望風逃匿，而上又無統率御之。以故賊帆所指，無不殘破。” 嘉靖三十一年四月，漳泉海賊勾引倭奴萬餘人，駕船千餘艘，自浙江像山等處登岸，流劫臺州、溫州、寧波、紹興之間，攻城斬將，殺擄居民無數，東南騷動，嘉靖倭患正式開始。次年三月，海盜汪直勾諸倭大舉入侵，連艦數百，蔽海而至，濱海數千裡同時告急，四月犯太倉、破上海，掠江陰、攻乍浦；八月劫金山衛，犯崇明…… P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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