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欣欣博士的這部《林語堂（孤行的反抗者）》是在她的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修訂充實而成的。結合時代的背景，她對於林氏早期的文化觀、文明觀和宗教觀給予細致梳理，並以此為基礎繫統地整理了他在三四十年代的中英文、尤其是英文政論。無論對於林語堂研究，還是這一時期中國現代文學和現代思想的多重語境的探討，這本書都是一個重要的貢獻。

陳欣欣編著的這本《林語堂（孤行的反抗者）》 通過整理並研究林語堂1917－1945年所發表的重要著 述、與友人及出版商之間的通信，分析其早期思想的 形成，以及這一思想對其宗教觀及語言文學觀等方面 的影響；同時，追溯其政治意識的形成及發展過程， 揭示了林語堂鮮為人知的一面。在本書作者看來，閑 適的態度隻是林語堂精神世界的一隅，而另一隅則為 辯論與反抗精神所占據。

導言
從“禮”與“規”透視林語堂近情合理的思想內涵
一、淺析林語堂的早期思想——從《禮》一文說起
二、從《子見南子》到《尼姑思凡》
林語堂眼中的中西文明與文化
一、人文關懷與民族立場
二、林語堂對白話文及白話文學的態度
三、從林語堂的早期科學觀透視其中西文化觀
林語堂的信仰之旅：自我放逐與回歸
一、從《林語堂自傳》看林語堂與基督教信仰的相合
二、林語堂與基督教信仰的相離與回歸
林語堂的一捆矛盾——從《京華煙雲》中的孔立夫和姚木蘭說起
林語堂眼中的國民黨與蔣介石——從《女兵日記和戰時評論》到《中國新聞輿論史》
另一種選擇：抗日戰爭中的林語堂
林語堂眼中的共產黨
一、林語堂眼中的共產主義
二、林語堂與左翼人士的相離
三、林語堂的反共產思想
結論
附錄 《新俄學生日記·序》
參考文獻
後記

林語堂曾因對三民主義的信仰而堅信國民黨的統 治將為中國帶來民主，並認為在此黨的帶領下，中國 將成為一個自強統一的大國。但當政後的國民黨不僅 違背了民意，而且背離了爭取民族解放及**統一的 信念。這使林語堂十分失望。他的失望之情以及對當 道審查制度的強烈不滿使他采取一繫列手段來與當道 進行消極的抵抗。他一方面以英文《中國評論周報》 為陣地，不斷撰寫抨擊時政或諷刺國民黨政府不反抗 的文章；另一方面，他創辦中文雜志提倡表現自我的 小品文來反對文以載道的文學觀念，並對當時的政治 社會風氣進行了批評與諷刺。在英文世界，他是具有 抗爭精神的演說家；在中文世界，他從太平人的角度 表達內心的訴求。
其實，林語堂在同一時期表現出的兩面性本身就 具有諷刺當道的意味。北伐後，國民黨政府加緊對言 論自由的監控與打壓。“九一八事變”後，政府不僅 自身無所作為還不允許民眾有任何譴責的言論。在嚴 峻的形勢下，林語堂無法盡其社會責任來暢談天下興 亡大事，卻又不想與當道同流合污或**放棄抗爭， 唯另闢蹊徑來諷刺當道的行為並對社會及人民表達深 切的同情。1932年至1936年他借《論語》、《人間世 》及《宇宙風》搭建起中文平臺來有技巧地講述自己 的看法。他這一期間撰寫的中文文章分為兩大類，第 一類是對時事及政治人物進行有限度的諷刺，如《蔣 介石亦＜論語）派中人》、《論政治病》、《論言論 自由》、《如何救國示威》等文章。第二類是抒發個 人情感，甚至極盡“論小”之事，以至“買牙刷”、 “躺在床上”、“西裝”、“握手”都成為論說的對 像。讀者除了欣賞林語堂健雅幽默的文字，字裡行間 流露出的真實性情外，還可以體會到作者通過詳細描 述瑣碎小物來表達對被禁止談論**大事的無奈。書 寫對像愈渺小，文章所表現出作者的幽默，諷刺及反 抗的情緒愈強烈。因此，幽默往往產生於兩種**事 物的對比中，而諷刺則產生於作者將這一不合邏輯或 誇張的現像通過言行展現在讀者面前。
林語堂以不為任何目的的寫作拒不與政府的宣傳 言論同流合污，同時，反對文壇口號式的文學創作、 工具論的文學觀等風氣。他在這一時期以言小反抗兩 種勢力，一方面以言**細小的事物來嘲諷當道禁言 大事的政策。這與不反抗的行為截然不同，他既未與 當道沆瀣一氣，成為政府的傳聲簡，亦未就此封筆， 避談世事。另一方面，他通過言小、閑適的文風以及 提倡語錄體來反抗當時左翼作家提倡的大眾語及文學 工具論。在林語堂看來，無論是當道的宣傳還是文學 工具論都是文以載道應加以反抗。因此，他認為即使 瑣碎細小之物，隻要能表現作家的真情實感就可視為 言之有物的文章。但無論是曲折達意來“消極的反抗 ”當道，還是不與道統派為伍而“有意的孤行”，卻 因為他采取的表現手段比較迂回，批評的言辭又相對 溫和而使讀者很難理解作者書寫行為中所隱含的反抗 精神。因此，他們無法對他文章所表現出的諷刺與幽 默抱以會心的微笑。欣賞者與批評者對林語堂小品文 的好惡往往都建立在對作家閑適風格及瀟灑生活的認 識上，卻缺乏深入的了解與分析。
然而，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以後，林語堂有關蔣 介石與國民政府的言論則逐漸由貶為褒，由負面的描 述轉為正面的贊揚。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林語堂 的英文評論文章以及1939年再版的《吾國吾民》等都 表現出這一態度上的轉變。1939年林語堂在《吾國吾 民》的修訂版中，增加了有關戰時中國的論述。其中 ，有一節專寫蔣介石並表示自己對這位戰時**的支 持。除此以外，1943年的《啼笑皆非》公開對丘吉爾 的殖民政策進行指責以示對蔣介石的支持。他亦於中 **戰時堅持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上對共產黨進行指責 。無論是對國民黨還是蔣介石，林語堂的支持是基於 對民主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的信仰，也是對中國軍民 艱苦抗戰的同情與理解。但從另一角度來看，林語堂 對於共產主義的懷疑以及與中國平民接觸甚少都造成 他的政治視角過於狹窄。他對於國民黨軍隊的歌頌、 蔣介石的謳歌以及對於平民抗日士氣的贊揚並非一己 之見，而是當時很多支持中國抗戰人士的共識。他對 於蔣介石的態度有所轉變既基於時勢需要，也基於個 人對蔣介石的理解。中國不團結則無法堅持抗日，而 渙散的民族精神無法得到列強的援助，因此，林語堂 此時將蔣介石塑造為統一戰線並帶領中國軍民進行背 水一戰的**是出於對現實國情的考慮。隨著國共兩 黨的衝突不斷升級，他對國民黨的傾向性表現得愈強 烈。他除了到處遊說撰文反對支持共產黨的輿論，還 與左翼人士**決裂。林語堂這種與民意相違的表現 不僅歸咎於其一意孤行的抵觸情緒，也擺脫不了其久 居國外不了解**情況的局限性。
林語堂雖得到蔣介石的器重，並在抗戰時期對後 者表示尊重與信任，但並無礙於自己對當道的批評。
盡管這批評的力度明顯因同情逃至臺灣的國民政府而 減弱，但與在臺灣的國民黨政府唱反調的態度又一次 遭到維護黨國利益的知識群的圍剿。
P115－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