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蘭·巴爾特，法國社會評論家及文學評論家，早期的著作在闡述語言結構的隨意性及對大眾文化的一些現像提供類似的分析。在《神話學》書中分析大眾文化。《論拉辛》在法國文學界造成轟動，使他成為敢與學院派**相抗衡的人物。他後來有關符號學的作品包括較激進的《S/Z》、研究日本而寫成的《符號帝國》，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作品使他的理論在1970年代受到廣大的注目，並在20世紀有助於把結構主義建立為一種具領導性的文化學術運動。1976年在法蘭西學院擔任文學符號學講座教授，成為這個講座的**位學者。
《羅蘭·巴爾特傳(一個傳奇)》(作者***·羅歇)是巴爾特去世後**部全面梳理其思想源流的傳記。

2015年將逢巴爾特百年誕辰。 《羅蘭·巴爾特傳(一個傳奇)》(作者菲利普· 羅歇)是巴爾特去世後第一部全面梳理其思想源流的 傳記。作為文學批評家和傳主的生前友人，作者在充 分占有資料的基礎上，從多方面說明巴爾特對文學事 業的畢生追求，究詰其思考的出發點及其觀點的嬗變 情形；在巴爾特與西方古典文學和當代思潮的關繫方 面，尤其是其所謂的“理論性”和一些核心概念的來 龍去脈方面，作者探幽索隱，下力尤勤。至於巴爾特 對待自己的思想變化和"形像"時采取的一些“狡黠” 的做法，作者亦不乏揭示和評點。 這部傳記不以敘事性的巴爾特生平為重點，也沒 有采用學院派的學術話語，而是以立意獨特的散文體 和細密而幽默的分析見重於巴爾特研究界，《羅蘭· 巴爾特傳(一個傳奇)》成為一本繞不開的別致的著作 。

序幕：往事溟濛
**部分 假巴爾特
1 串通撒謊的批評
2 其人其著
第二部分 羅蘭·巴爾特：以退為進
1 螺旋式的“大詞兒”
2 神話
3 文本
4 雙重騙術
第三部分 《羅蘭·巴爾特自述》或故事三則
1 《羅蘭·巴爾特自述》或一本自我說明書
2 關於一個相當浪漫的文本
3 《明室》，或失而復得的影像
第四部分 艾爾蓓
1 “這是個既簡單又復雜的故事”
2 現代性的意識和悲劇
3 介入的零度
4 “我是馬克思主義者嗎？”--答復加繆
5 注視的權利
6 時尚和前衛
7 《如是》陣營：是團結一致還是“虛情假意”？
8 山中，此地，彼處
幕落
參考文獻
譯後記

在這段時間裡，巴爾特在“研修班”(1968一 1969)講授巴爾扎克。《S／Z》因之問世，這本書為 文本與如下定義的解讀之間的“區別”進行辯護：“ 解讀文本並不是要賦予它一個(多少是持之有故的， 多少是自由的)意義，而是相反，是要評估文本是由 什麼樣的多重性造成的。” 這個“多重文本”的概念，即“施指的星繫與所 指的非結構性”的概念，促使一切結構化活動突然醒 悟到不足之處。隨後要做的就是把文本化整為零，成 為詞位(任意的閱讀單位)，從每一個詞位當中清理出 “所指的轉換和重復”，從而建立起文本自身的多重 性，而不是文本的某種真理。閱讀摒棄一切巨細靡遺 的奢望，不再為文本服務，而是“虐待”它，“打斷 它的表達”，讓它發出絢麗的光彩，讓義素四散，而 不是“把它們組織起來，形成同一個主題的領域”。
巴爾特使用文本的概念與其說與“五月思想”的 自由流布有關，不如說同雅克·拉康的教學活動有關 (巴爾扎克的敘事《薩拉辛》裡的詞位就是圍繞著閹 割組織起來的)，也跟德裡達的教學活動有關(《寫作 和差異》，1966)；不過，或許*同朱麗婭·克裡斯 蒂娃在《如是》雜志和《符號分析論》(1969)裡一直 進行的工作有關，即質疑索緒爾的符號帝國及其“描 寫”——符號學家寧願要“解釋”，即一種“重復的 和繫統的寫作”。
《文本的快樂》(1973)帶有這些新的研究工作的 印記。心理分析被用於區隔“快樂的文本”和“享樂 的文本”；正如巴爾特在別處說過的那樣，文本不正 是心理分析學所說的一個“陷入欲望的辯證關繫中， 或者*準確地說，陷入性變態的辯證關繫中”的“對 像”嗎？“快樂的作家接納文字”(因為快樂可以言 說)，“享樂的作家啟動站不住腳的、不可能實現的 文本”(因為享樂“無法言說”、“被禁止”)。可是 ，這種“解釋”卻不能說清楚這兩個本身無制約的詞 項之間不穩定和畢竟很脆弱的對立。其實，談論“享 樂的文本”*無可能，除非自己寫一篇享樂的文本； 至於“快樂”，它的效果(功能？)是導致理論“打滑 ”和防止一種“意義哲學”卷土重來。主體是另一個 難以把握的概念，即“我的歷史主體”，它在閱讀的 享樂當中，或者在文化的快樂當中。是心理分析的主 體，還是“令人暈眩的分裂”的主體，尼采式詮釋的 有“多重靈魂”的主體抑或是誇張地重建的“虛構” 主體？《文本的快樂》並未回答這些被推到前臺的問 題，精彩的回答將由《羅蘭·巴爾特自述》(1975)做 出。
這樣，在人們稱之為“後期巴爾特”的時期，結 構主義曾經打算從“作者”、“創造者”和作家的“ 自我”等問題中攆走的批評界終於在文本問題的不確 定的核心部分找到了主體：朱麗婭·克裡斯蒂娃管它 叫“過程主體”，《文本的快樂》管它叫“*後的虛 構：身份的杜撰性”。根據這位新上司的命令，批評 話語本身隻能作為從寫作的織物剪裁下來的邊角料纔 能存活下去。我們很快就看到，60年代的“詩學”計 劃的倡導者將在一些有不同中心的運動中漸行漸遠， **值得提到的例外是吉拉爾·熱奈特，他的研究工 作，即使是歷史方面的(圍繞克拉提魯主義展開的《 手勢語》，1976；探討亞裡士多德學說的《大文本導 論》，1979)，也始終從屬於一個配置了各種形式的 理論綱領，而且越來越含有博爾赫斯式的幽默(《新 敘事話語》，1983)。
至於巴爾特本人卻沒有在這條路上走下去，*沒 有研究思想史，這跟開始於《像征理論》(1977)的茨 維坦·托多羅夫不同，因為那本按照時序講述若干“ 寬泛的理論”的書被認為是朝“符號學史”邁出的一 步。P37-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