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身為晚清重臣，他順應時代需求，創辦湘軍，開創了書生治軍的先河；他在清朝官場風風雨雨幾十年，始終屹立不倒；他專修朱子理學，成為清朝*後一個理學大師；他提倡立志高遠；做人唯誠信二字而不立；他始終認為，凡事要親身入局；言行要謹慎；在日常的處世中，*要藏匿自己的鋒芒，避免過於暴露自己。他的這些觀點、做法，讓他在宦海沉浮的世界裡遊刃有餘，終得善終。
　　《曾國藩》簡明地介紹了其成就的一生，對他的為官之道、治軍之道、治家之道、育人之道等都一一做了詳盡地闡述。

《曾國藩》既寫曾國藩的文韜武略，也寫他的待人處世與生活態度； 既寫他的困阨與成功，也寫他的得寵與失寵。曾國藩制勝的兵法、治軍行 政的方針，他獨特的人生觀、處世哲學，他的文化素養和人格品位等等， 都在《曾國藩》中得到精彩的體現。歷史小說難得，好的長篇歷史小說更 難得，讀畢此書，當有收益。

一、從鄉儒到京曹
二、新理學的翹楚
三、創建湘軍
四、撲滅太平天國起義
五、攻剿捻軍
六、洋務首領
七、大廈將傾，斯人憔悴
八、齊家典範，育纔楷模
九、江河日下，郁郁而終
延伸閱讀書目

當翰林、做京官時期，曾國藩不僅奠定了一生事業的 基礎，**終確立了他的理學思想——經世致用實學 思想。
曾國藩的思想，雖然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各種思想、流 派多有涉獵，含有儒、法、黃老等成分，十分蕪雜，但他一 生真正服膺、奉為圭臬者，是程朱理學。同時，他也注重 作為工具的“經世之學”，將被時論攻擊為“空疏虛鹜”的 程朱理學與被譽為“務實求樸”的經世之學有機地結合在 一起，構建起**特色的理學——經世思想。這種抉擇， 是由時代和其出身、經歷所決定的。
曾國藩出生、成長時期，正處在中國由傳統封建社會 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急劇變遷的初始時期。在這歷史 的轉折關頭，時代向封建統治者及其思想家提出了迫切 的要求：尋找有效方法來阻遏造反的浪潮，維護清王朝的 統治。於是，程朱理學亦即宋學(明朝對此有進一步的強 化和發展，故也稱為宋明理學)再次盛行起來，逐步** 了盛行一百多年的漢學亦即乾嘉考據之學，成為朝野士 大夫的思想主流。
漢學之所以會被**，走向式微，是因為它作為一種 經院式的純學術，采取的是形式邏輯的思維方法，研究的 對像是古典文獻的文字音訓，雖然取得了許多學術成果， 但卻不能提供完整的思想體繫，*遠遠脫離實際，不能提 供使封建統治長治久安的方法，也不是封建統治階級當 時迫切需要的劊子手的哲學，無法滿足他們統治的需要。
而程朱理學講的是倫理綱常、忠孝節義，宣揚的是壓迫有 理、造反有罪，正適合被用作鉗制人民思想、鎮壓人民反 抗的理論根據，因而得以在新時期重新泛濫。
與此同時，經世致用的實學，也進一步得到廣泛的流行。
儒學歷來存在著“內聖”和“外王”兩個層面。“內 聖”，是要求士人按聖人的要求和標準進行修養；“外王”， 則是要求他們為維護聖道和封建統治而建功立業。問題 在於：程朱理學雖未放棄“外王”的目標，但其本質上則是 一種倫理之學，強調的是自我修養，實際上淡化以至無視 經世致用。此時，封建思想家們也終於認識到，單純提倡 理學，對於封建統治的鞏固雖有作用，但卻是一帖慢劑。
那種“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的迂腐理學家 同樣無濟於事。封建統治者當時還迫切需要“強心針”和 “手術刀”，即經世致用的實學。
然而，每當社會變動之際，理學家中也會分化出一部 分人來，他們盡管依然談理講性，強調“內聖”，但同時也 從事“外王”，竭盡全力挽救封建統治。他們往往高揚經 世致用的旗幟，抵御外侮，鎮壓內亂，有手腕，有魄力，其 作用是那些空頭理學家或考據家無法比擬的，因而被稱 為“經世派”。十九世紀中葉就是如此。從鴉片戰爭到太 平天國起義前後，作為曾國藩前輩的陶澍、包世臣、林則 徐、魏源，同輩的羅澤南、左宗棠、胡林翼等人相繼出現， 這批人講理學也講經世之學，理學為他們提供精神支柱， 經世之學為他們提供措施和方法，兩者互為補充，相得益 彰，形成了一股強有力的社會思潮。還應看到，當時中國 沿海通商口岸及其周邊地區，殖民地的色彩逐步加深，但 廣大內地，包括曾國藩成長、求學、踏上仕途的湖南、北 京，仍相對封閉，還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的封建世界。
所以，理學、經世思想，仍占統治地位。
這股思潮在湖南特別迅猛。之所以如此，與湖南在思想上的特殊傳統 分不開。
湖南歷來具有講理學的傳統，理學對湖南的思想和 學術影響極深。理學開山祖師周敦頤是湖南道州人，他 的“濂溪先生”的稱號即來源於其家鄉一條河流的名字。
北宋初年創建的長沙嶽麓書院，是當時全國**的四大 書院之一，南宋時，**理學家朱熹、張拭曾在此講學，弟 子達千人。清代漢學盛行之際，湖南仍以理學為正宗。
這一方面是因為湖南地理環境較為閉塞，另一方面，*是 由於從明末清初開始，湖南**學者均提倡理學，如：大 思想家王夫之一生精研理學，深刻闡述和發揮了朱熹、張 載等人的思想，開創了湖南有清一代講理學的新學風。
乾嘉時期，羅典及其弟子歐陽厚均先後各執掌嶽麓書院 二十七年。羅典一心以程朱理學誨人，要求所有行為都 依照禮法。歐陽厚均是嘉慶四年進士，曾任郎中、御史等 高官，但淡？白名利，以照料母病退職回鄉後在此任教，是 曾國藩就讀時授業的老師。他蕭規曹隨，**遵守羅典 的做法。其後丁善慶執掌書院時，也仍以這種“正學”陶 鑄弟子。這種獨特的環境孕育了湖南士子獨特的學風， 他們以義理、經濟為精閎，認為考據字體音義，是“逐末遺 本”。傳教生徒，輒拋棄漢唐的儒書，專以程朱為宗，使得 程朱理學在這裡生生不息，弦誦之聲四時不*。同時，從 王夫之開始，諸學人也無一不精研各種實學，成就卓著。
在一切意識形態內，傳統是一種巨大的保守力量。
曾國藩也逃脫不了這種傳統的影響，加上其他的因素，他 *終也成了理學經世派中的一員，他的思想也正是這股 思潮中的一朵浪花。P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