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傳記_向前一步

1917年8月28日，我的祖母羅莎琳德-艾因霍恩出生了。和紐約城裡的許多猶太移民家庭一樣，艾兇霍恩一家住在一個緊挨著自家親戚、空間極為局促的公寓裡。祖母的父母和叔嬸對她的表兄弟們都直呼其名，卻叫她和她的姐妹們“丫頭”。
大蕭條時期，我的祖母從莫裡斯高中退學，開始幫著維持一家老少的生計。她給衣物縫制布花，她的母親再以微小的差價把衣服轉賣出去。她的父母從未想過讓男孩退學，當時，一個家庭若要提高社會、經濟地位，希望就寄托在家裡男孩的教育上，他們會讓男孩學習猶太教律法；而女孩因為不會對家庭的經濟收入有太多貢獻，所以能體面持家就可以，受不受教育根本不重要。不過，我的祖母很幸運，當時一個老師堅持要求她回學校上學。就這樣，她不僅讀完了高中，還順利地從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畢業。
讀完大學後，這個“丫頭”在第五大道一家門店做手袋和飾品的銷售工作。她干得相當不錯，當她辭掉工作與我的祖父結婚時，那家店的老板不得不雇用 4個人來頂她的缺。若干年後，當祖父為他的塗料生意苦苦掙扎時，祖母挺身而出，將整個家庭從經濟窘境中挽救出來。在她40多歲時，被診斷出患有乳腺癌，然而她*終戰勝了癌癥，之後一直致力於為她治療的那家診所籌款。祖母還開創了一項副業，就是拉著一後備箱的山寨手表四處販賣，當時她賺的錢多到即便是“Web 2，0時代”的網絡公司也會眼紅。我從未遇到過比我祖母*有精力和毅力的人。當巴菲特談到他隻是在和全世界一半的男人競爭時，我想到了祖母，如果她出生在半個世紀以後的**，將會擁有怎樣不同的人生呢？當我的祖母有了自己的孩子，也就是我的母親和我的兩個舅舅後，她**重視他們的教育。我的母親後來考入了賓夕法尼亞大學，與男生們一起上課。
1965年，母親獲得了法國文學學士學位，她調查了兩種職業——教師和護士，*後選擇了做教師。之後，母親又開始攻讀法國文學的博士學位，但因為懷上了我中途退了學。我的父母從未想過，一個女人在生了孩子後仍可以繼續工作。在當時，如果丈夫不能養家而需要妻子在外工作，人們會認為這是一個男人軟弱的標志。因此，我的母親成了一位全職媽媽和一個活躍的志願者。幾個世紀以來的勞動分工就這樣延續下來了。
盡管我在一個傳統的家庭中長大，我的父母對我和弟弟妹妹有著相同的期望一一他們期望我們能夠成績**，共同分擔家務，積極參加課外活動。對了，我們還應該擅長運動。我的弟弟妹妹在學校裡都參加了運動隊，而我是體育館裡*後一個被挑選的孩子。
雖然體育方面的表現不出色，但父母對我的培養讓我相信：男孩能做的，女孩也能做，並且我有選擇職業的自由。
當我在1987年秋季進入大學時，班裡的男女同學在學習上投入的精力不相上下。在記憶中，我對未來的職業設想與男同學沒有什麼不同。我也不記得自己是否曾討論過有朝一日必須得在工作與孩子之間尋找平衡，我和朋友都認為自己會兼顧事業和家庭。也許，那時我們都太過年輕，不夠現實；也許，我們都過於樂觀。無論是任課堂上，還是在課外活動乃至工作面試中，男人和女人之間都在進行著公開而激烈的競爭。從我的祖母開始，經歷了兩代人的時間，擇業競爭的環境看上去似乎已經平等了。
不過，我大學畢業已有20多年了，**世界的變化並不像我想像的那樣大。我的那些男同學都在職場上大顯身手，女同學裡有全職工作的、也有兼職工作的，而像我母親那樣的全職媽媽和志願者也為數不少。不隻是我身邊的圈子有這種傾向，與男性相比，職業女性的數量正在大幅度減少，她們正在退出勞動人口的統計範疇。’這種逐漸擴大的男女比例也讓各類機構與導師們願意*多地在男性身上投資，因為從數字上看，他們*有可能堅持工作。
朱迪思·羅丁(Judith Rodin)，是洛克菲勒基金會總裁、常春籐盟校中的**位女校長，她曾對與我年紀相仿的一群女聽眾說：“我們這代人曾奮力抗爭，以求給你們有選擇一切的自由。我們也相信你們的選擇，但沒想到會有這麼多人選擇了離職。”。
那麼，究竟發生了什麼？我們這代人成長在一個日益平等的時代，我們也相信平等是一種會一直持續下去的趨勢。現在回想起來，我們都太天真也太理想主義，職業抱負與個人發展的結合遠比我們想像的* 富有挑戰性。幾乎是在同樣的人生階段，我們既被要求在工作時間上要有*大投入，生物機能又要求我們生兒育女。丈夫們通常不分擔家務，也不幫著照看孩子，於是我們發現自己同時承擔著兩份全職工作。此外，工作場所也沒有進化到可以為我們提供兼顧家庭所必需的彈性時間。這一切都讓我們出乎意料、措手不及。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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