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心理學_長壽我做主(逆轉年齡的抗老方法)

調整心態，掌控健康在30多年的研究中，我發現有關人類心理的一個重要事實：追求確定性是一種可怕的心態。它會讓我們的思維抵制可能性，也會讓我們的思維同我們所生活的現實世界隔離起來。當一切都確定的時候，我們就沒有選擇。如果沒有懷疑，就沒有選擇。當我們是確定的時候，就看不到世界的可能性，不管我們是否意識到這一點。我們需要信奉的是不確定性，特別是有關我們健康的不確定性。如果這樣做的話，我們就會獲得回報：為練習掌控我們的生活創造了機會。
我們通常意識不到心態對我們的限制。隻要想想下面幾條常見的、為我們大多數人所持有的、有關健康的信念就知道了。
我們的身體要麼健康，要麼不健康。就像我們喜歡把心靈和身體想像成相互獨立的因素一樣，我們也喜歡想像，在任何一個時間點，我們的身體要麼是健康的，要麼是不健康的。當我們的身體是健康的時候，我們認為不需要對自己的身體投入多少注意力；當我們生病的時候，我們認為應該能夠找到治療這一疾病的**信息。不管信息是來自一位專家還是來自傳統智慧，我們都期待它將是自己的健康處方。在兩種情況下，我們都偏愛確定性，而不具體分析健康到底是什麼。
醫療界懂得*多。總體而言，在健康這個問題上，醫生當然比我們懂得多。但是，同樣可以肯定的是，沒有人比我們*了解我們自己。考慮到這一事實，因此我們需要將醫生的觀點與我們自己的看法——其他人無法從我們自己的角度提供這些看法——結合起來，加以利用。
健康是個醫學現像。毫不誇張地說，我們把世界過度醫學化了。如果我們體驗到悲傷，那我們就說自己抑郁了；如果我們通宵達旦地玩遊戲，那我們就說自己上癮了；如果我們的睡眠時間少於8小時，那我們就說自己失眠了；如果我們不能為自己的選擇負責，那我們就說自己得了拖拉癥（盡管每次在我們做某件事情的時候，必定以及當然有些其他事情還沒有做）。為什麼我們覺得給自己貼標簽沒有什麼不妥？這樣做的代價是什麼呢？我們漫不經心地給身體體驗貼上醫學標簽，幾乎每種表現都成了一種醫學狀況或者癥狀——做某事有困難就是有某方面有殘疾或缺陷。在把這麼多的體驗都歸結為醫學狀況的同時，我們限制了自己對這些體驗的理解（確實，是自己願意的，因為我們認為醫生對這些東西有*好的理解），結果讓醫學狀況對我們生活的影響超出了合理的範圍。
為了重新掌控健康，我們需要明白自己不知不覺地放棄掌控的原因。
在做專注力講座時，我經常問：“誰知道自己的膽固醇水平？”這個時候，通常有個*近體檢結果很好的人舉手回答。在他說了他的膽固醇水平後，我問他*後一次體檢是在什麼時候。我每次踫到的答案都不一樣，但是一般*少在一個月以前。於是我說：“那麼，自那以後，你就沒再喫東西、沒再鍛煉嗎？如果你再也不去體檢的話，那麼就意味著你會健康地死去噦？”這話總能引起一陣笑聲，但是，實際上，它道出了一個嚴肅的事實。醫療界給我們提供膽固醇水平之類的數據，而我們總認為這些數據不會變化（至少在我們下次體檢之前不會變化）。我們現在的健康狀況，並不是由過去的健康狀況決定的。
我們漫不經心地對待著自己的健康，這種漫不經心日後將會造成嚴重的後果。我們一直忽視自己的健康狀況，直到我們認為需要成為一名健康專家。我們應該改變以上做法，應該一邊用心地學習與健康有關的知識，一邊用心地關注自己的健康。
漫不經心地答應請求我們不知道，在與世界以及彼此之間進行互動的時候，我們會多麼的漫不經心。我們通常不去質疑什麼，隻要它符合一些已有的信念或者根深蒂固的行為模式，即使它很荒謬。
1978年，我和我的學生阿瑟·布蘭克（Arthur Blank）、本齊翁。班查諾維茲（Benzion Chanowitz）做了一個研究。在研究中，我們走近排隊等待使用復印機的人，問他們我們能否插個隊。我們請求允許的方式有以下三種：“我能先用一下復印機嗎？”“我能先用一下復印機嗎？因為我要復印。”“我能先用一下復印機嗎？因為我很急。”就像通常可以想到的那樣，使用第二種、第三種方式的話，排隊的人*可能允許我們插隊，因為我們給出了一個理由。有趣的是，使用第二種方式得到允許的可能性幾乎和使用第三種方式的一模一樣，而第二種方式所說的“因為我要復印 ”幾乎不能成為插隊的理由。我們不用復印機復印的話，那是用它干嗎呢？第三種方式所說的“因為我很急”是一個比較說得過去的插隊的理由，但是使用此種請求方式獲得允許的可能性並不比使用第二種方式大多少。
我們下結論說，人們之所以漫不經心地同意“我能先用復印機嗎？因為我要復印。”這個請求，是因為裡面包含一個“因為”，在句子結構上給出了一個插隊的理由，盡管在內容上並不是這樣的。換句話說，隻要給出一個理由，人們往往就會漫不經心地同意你的請求，不管這個理由是多麼的空洞。這看起來很愚蠢，但是，當我們漫不經心地接受一條信息，並把它當作事實的時候，當我們把建議當作處方的時候，當我們想當然地認為醫生比我們*了解我們的健康狀況的時候，我們的行為的性質和它是差不多的。我們不關注內容，是因為我們漫不經心地把注意焦點放在形式上了。盡管在無關緊要的社交情境中，這樣做沒什麼大不了，但是，在我們的健康面臨風險的時候，這樣做就很要不得了。
對形式的關注超過對內容的關注，這一特點在我們身上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於我們很少質疑醫生的囑咐。醫療界也很少勞神地要求我們遵從他們的“命令”，他們隻是給出“命令”。與其說他們給出的是“命令” ，還不如說他們給出的是建議，他們隻是期待我們不怎麼質疑地接受這些建議。而我們呢，確實是這樣做的。就像在“復印”研究中，我們給出一個形式上的理由“因為我要復印”，就能使得別人*願意讓我們插隊一樣，在看病時，醫生給出形式上的理由——內隱的形式理由是“因為我是醫生”，外顯的形式理由是“因為這種藥物能夠減輕或者消除癥狀”——就能讓病人乖乖地遵從“命令”。
這並不是說醫療界不值得信任，這隻是說，很多醫學問題本身是不確定的，盡管有些醫生把它們說成確定無疑的樣子。明白這一點很重要。同樣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因為很多醫學問題本身是不確定的，所以，我們不能因為自己不確定而不參與與我們健康有關的決策。
P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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