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社會科學_解讀傳媒--傳媒生態與新聞生態研究/新聞與傳播書繫

二、新聞媒體在輿論監督中的角色定位南丹事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先由新聞記者揭露出來的重大安全事故。
在這起事故的報道中，新聞媒體在開展輿論監督工作時雖面對風險和壓力，如履薄冰，但他們還是克服了各種艱難險阻，出色地完成了調查采寫任務。
實踐表明，新聞媒體對南丹礦難事故的調查報道，為黨中央、國務院**查清並嚴肅處理這起極其復雜的特大事故發揮了耳目和喉舌作用。正如*** **對此事所作的評價：“如沒有記者的揭露，就冤沉水底了”。帶領中央調查組到現場調查的時任**經貿委主任李榮融也說：“感謝新聞媒體的新聞監督”。可見，新聞媒體在輿論監督中的作用**重要和獨特，而且是其他監督渠道所無法取代的。那麼，新聞媒體在災難性事故的輿論監督中，究竟應該作什麼樣的角色定位，如何纔能有所作為呢?筆者認為起碼要做到以下幾點。
其一，充分依靠人民群眾，廣泛地開展新聞輿論監督。這個觀點從表面上看似乎比較空洞，比較虛，甚至有標語、口號之嫌，然而從新聞媒體對這起南丹礦難事故的調查來看，我們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這句話實實在在的分量及其價值，它*不是一句空話、大話。時下，新聞媒體獲取新聞線索的重要渠道之一就是由受眾積極提供信息。南丹事故這一重要信息*先就是由幾位具有高度責任感的群眾在事故發生後相繼向廣西境內的多家新聞媒體舉報的。有關新聞媒體在接到舉報後再根據這些線索展開調查和采訪，而且在采訪過程中也正是依靠有關群眾的大力配合和支持，依靠他們提供的大量有價值的材料，纔使得真相*終水落石出。如果沒有人民群眾的主動參與。不僅僅是南丹礦難事故，大量發生在社會基層的有價值的信息，都可能無法成為新聞媒體關注和報道的對像。因此，我們不難理解這樣一個道理——人民群眾始終是輿論監督的主體。新聞媒體作為黨和人民的喉舌和代言人。在新聞輿論監督繫統中處於中間地位。隻能代表輿論監督主體，但不能代替輿論監督主體。新聞媒體隻有依靠輿論監督的主體——人民群眾，纔能發揮新聞輿論監督針砭時弊、扶正祛邪、激濁揚清的作用。當然，新聞媒體自身還須有較強的**性、社會公信力和較高的公眾認知度，否則受眾也不會主動向其提供信息。這種**性、公信力和認知度是在受眾心目中逐漸確立起來的，同時也是在新聞輿論監督實踐中不斷形成的。
其二，堅持正義，公正介入，切實有效地開展新聞輿論監督。美國** 報業大王約瑟夫·普利策曾經說過，“倘若一個**是一條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聞記者就是船頭的嘹望者。他要在一望無際的海面上觀察一切，審視海上的不測風雲和淺灘暗礁，及時發出警報”。在這裡，新聞媒體被要求承擔“社會守望者”的角色。在我國，新聞媒體歷來以“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為己任。因此可以說，積極開展新聞輿論監督，既是人民大眾寄予新聞媒體的厚望。也是新聞媒體自身的重要職責。集知情權和輿論監督權為一身的新聞媒體，在各種事實面前不僅要敢於說話，而且還要敢於說真話，在面對種種壓力和風險時要堅持正義，堅持真理，公正介入。試想一下，如果所有的新聞媒體均對南丹事故保持沉默，明哲保身，不介入，不說話；或者說勉強介入，但說的不是真話，報的不是實情，那麼這起礦難的真相可能會被掩蓋到現在也不會大白於天下。那麼，那些冤死的靈魂也就不知何時纔能得到慰藉了。上級領導機關處理事故的方針、政策可能也會在某些人手裡走樣。歷**，我國新聞界在災難性事故的報道方面也曾經有過慘痛的教訓，對於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中期發生在大興安嶺的那場火災和“渤海二號 ”翻船事件。少數媒體曾一度跌人了“化悲歌為凱歌”式的報道泥淖之中，不僅隱瞞災情，而且還給有關領導臉上“貼金”，傳播虛假信息，混淆視聽，誤導受眾。這一教訓表明，新聞媒體不公正的介入，同樣也將起不到真正的輿論監督作用。因此有專家指出。新聞媒體對南丹礦難事故的成功監督， “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有了一種讓媒體公正介入的秩序，一種讓公眾了解社會真相的秩序。這個秩序讓社會具有*完善的自我修復機制。表明公民的知情權已受到重視，這無疑意味著社會的進步”。
其三，富有社會良知和責任感。無私無畏。大膽地開展新聞輿論監督。
新聞媒體履行輿論監督職能時遇到的*棘手的問題就是地方保護主義。有關部門一方面通過種種手段隱瞞災難事件真相，與新聞記者玩“捉迷藏”的遊戲，這是軟的一手；另一方面還使用強硬粗暴的手段極力阻撓記者采訪，甚至動用武力威脅記者的人身安全，這是硬的一手。這些行為和做法均對新聞媒體開展正常的輿論監督工作構成一種潛在的負面影響。在現實生活中，新聞媒體一監督，記者就遭到毆打的案例已屢見不鮮。據統計，全國每年因記者履行新聞監督職責而被毆打的事件就達幾百起，有的記者甚至遭非法關押。面對這種情況，新聞媒體要有一種社會良知和責任意識，從大局出發，無私無畏，不能在打擊報復面前退縮。不能向黑惡勢力妥協，要勇敢地站出來拿起輿論監督這柄“利器”，給邪惡勢力以迎頭痛擊，相信正義會*終壓倒邪惡，南丹事故的報告就生動地證明了這一點。《人民日報》廣西記者站記者在體會文章中說：“我們對南丹礦難的揭露和報道，隻是黨報記者的責任和使命使然。面對如此特大事故，我們相信有責任感的新聞記者都別無選擇，都應當和必須這樣做”。在此次事件中，新聞界所表現出的社會良知和責任感令人敬佩。這也讓我們看到我國新聞輿論監督邁出了可喜的一步。2001 年底，《南方**》把“揭開南丹礦難真相”列入“中國傳媒十大突破”之一，並作出這樣的評價：“作為***大報(指《人民日報》)的記者，在特大責任事故被地方政府遮掩之時，冒著生命危險深入一線采訪，利用特殊的網絡媒體率先揭開真相。在此，中國新聞界的良知與社會責任感，與政府高層的正確決策形成良性互動，成為輿論監督的一個裡程碑式的範例”。筆者認為，這種評價既是對新聞輿論監督已取得的成就的肯定，又為今後的新聞媒體在*廣的領域、*深的程度上開展輿論監督指明了方向。
毋庸諱言，在目前，新聞媒體開展輿論監督並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還存在一些難以克服的困難和問題。比如，地方保護主義對新聞媒體關於災難性事件報道加以壓制和限制，新聞媒體在開展輿論監督的過程中還缺乏相應的法律保護等。因此，我們還要繼續呼喚《新聞法》或《輿論監督法》早日出臺。
2002年5月4日，又一起災難性事件——山西運城富源煤礦特大透水事故不幸發生了，1人當場遇難，20人遇險。而此事件同樣被有關方面隱瞞了11 個晝夜。新華社記者聞訊後隨即展開的采訪調查也同樣經歷了一個異常艱難和曲折的過程。記者們的切身感受讓我們為之心酸：“在這次事故中，礦長隱瞞真相讓人憤怒，可某些官員的漠然*讓人寒心”。由此，我們再一次清醒地認識到，新聞輿論監督任重而道遠。 P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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