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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這兩段記載引出的關於王仁獻書事件，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問題值得注意。首先：《古事記》裡的“ 和邇吉師”就是《日本書紀》中的“王仁”嗎？雖有日本學者如大庭修認為未必是一個人，但一般的中日學者都認同這是同一個人的同一件事情，和邇是王仁的古日語發音。其次，關於王仁獻書的時間，由於日本歷史在推古朝聖德太子之前尚無本國文獻記載，因此，這之前的天皇繫譜便介於傳說與史實之間。而這裡的“應神天皇十六年，，的確切所指，因而也就成了有學術紛爭的問題。中日著作中就分別有公元285年、四世紀後半期、公元405年等不同對應。*後，由於漢籍初傳日本的時間不能確定，同時就引出輸入《千字文》的可靠性問題。我們知道《千字文》是梁朝周興嗣所作，他於公元 494年考中秀纔，公元502年梁武帝即位後屢次獻韻文作品，卒於公元521年。這樣的話，前述王仁所獻《千字文》，無論如何是有問題的了。王仁不可能獻上晚於他百年後編成的某一種書籍。
綜上所述，雖然我們不能十分肯定地比對出關於中國漢籍初傳日本的確切年代，但一般說來，至晚在四世紀和五世紀之交，由於日本對朝鮮半島上新羅、百濟國的征戰和統轄，使得朝鮮半島的漢籍經過掠奪或貢獻的方式流人日本，則是符合歷史事實的定論。正是從這時期起，日本皇室開始自覺地接受以漢籍為媒介的中華思想文化的啟蒙，使日本對於中國文明的吸納，由物質技術而深入到書籍文化的層面。
二、遣唐使的漢籍輸入位於日本古都奈良的博物館正倉院，有“海上絲路博物館”之稱，它原是奈良時代(710-794)東大寺的校倉，後來成為歷代天皇貯藏“皇室寶物”“** 珍寶”的寶庫，其中很多即為遣隋使、遣唐使帶回的中國文物，除了禮器、佛具、樂器、服飾、餐具、藥品、武器等珍貴文物外，文獻典籍以其文物及文獻的雙重價值堪稱至寶中的至寶。正倉院平時不公開展覽，每年隻在秋季特定的幾天內展出，使日本**外的文物愛好者和專家學者能夠有幸一睹千年古物的風采。就在2001年秋季的正倉院展上，人們意外發現展品唐寫佛經《成唯識論》卷四的末尾，有“顯慶四年潤十月廿七日”的字樣，《成唯識論》十卷是玄奘西天求法取經攜歸的主要佛經之一，據考證，這份署有準確紀年的《成唯識論》卷四，即為玄奘口述，其弟子窺基筆受(筆錄)的手稿。而由曾在玄奘門下求學的日本人唐僧道照攜回日本的。據《續日本紀》記載，道照回國前，玄奘“以所持舍利、經論咸授和尚”，道照回到日本後創建禪院， “此院多有經論，書跡楷好，並不錯誤，皆和尚之所將來 (攜回)者。”2001年正倉院的新發現，為漢籍輸入日本的文化交流史增添了令人驚嘆的新篇章。
此外，正倉院中還有抄錄六朝至隋唐詩文的《雜集》，隋寫經22卷，唐寫經221卷，王羲之、王獻之的書法真跡及王羲之書法摹本20卷等珍貴經卷，都堪稱舉世珍寶。
遣隋使、遣唐使作為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除了參觀訪問，以廣見聞，拜師學習，研讀儒經外，每次歸去，一個主要任務就是攜帶漢籍返朝。《舊唐書·日本國傳》記載：遣唐使中的留學生“好讀經史，解屬文”“請儒士授經”，歸去時“所得錫賚，盡市文籍，泛海而還”。可以說，隋唐時期是中國漢籍大規模輸入日本的一個重要時期。那些唐及唐以前的珍貴寫本，被日本保存下來，不僅成為日本的國寶，有些甚至是在中國也久已失傳，成為舉世無雙的孤本真跡。
P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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