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社會科學_三聯生活周刊廿年

《安貞大廈的日子》在我記憶中，每個部門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安排辦公室，因為我本能地反感那種把每個人都隔在一個個小隔斷裡的公司化環境，覺得那是壓抑人個性的生產線，所以本能地認為，辦公室應該反其道行之，能讓人舒展，甚至可以是通過渙散來消解緊張的。安貞大廈的好處是樓頂的平臺，有太陽的日子，可以搬把椅子曬太陽看書；夏天夕陽西下後，可以吹著涼風喝啤酒。我記得清楚，那時舒可文所布置的文化部辦公空間裡沒有正經的辦公桌，我還記得她說話的語氣：“不要那樣的桌子！”她帶了一幫時尚女生：小於、邢慧敏、鐘和晏、徐淺吟，隻有王小峰一個算是“黨代表”。她們的辦公桌就是在宜家買的一張大桌子。舒可文領導下的文化部一直是周刊*松散的單位，聚在一起的主要目的大約是由舒可文疏散因我而構成的緊張，所以，小於習慣叫舒可文“菩薩姐姐”，大約是指她寬松的管理與不跟任何人較勁的態度吧。《讀者來信了》 2014年初的**，我收到一封來信，作者問我是否還記得這個名字。我覺得熟悉，卻想不起因何事有過交往。很快，他發來一張照片，竟是19年前我回復他的一封信。記憶中，好像是他來過一封信，責怪我們為什麼不能尖銳一些；又好像是他寫來一篇文章，因言辭激烈，我不能用，還要給他解釋，過於民族主義無益。雖然記憶模糊了，但是看來，尖銳的問題被有效化解，作者心火降下，將那信存了下來，至今紙張完好，字跡清晰，顯然保存良好——我的感動真是無以言表。也會有讀者對周刊內容不認同，寫來偏激的責問信，不能回避，就把回復來信當作消除對方怨氣的機會，我會真誠地署上實名，以示尊重和負責，擺事實講道理，讓讀者服氣。往往這樣做過之後，會收到這樣的回信：“謝謝回復。是我看問題角度太偏激了，不好意思！我會持續保持對貴刊的關注，希望能通過你們的努力看清現實，看到希望！”成功的溝通，讓我很滿足。《帶著任務去旅行》我的第二個旅行目的地是巴布亞新幾內亞。嚴格意義上說這不是一次背包客式的旅行，而是應某環保組織的邀請去參觀他們在巴國的森林保護項目，但我自作主張，早到了兩個星期，打算先在這個**走一走，希望能把該項目的來龍去脈寫得*準確。沒想到巴國首都莫爾斯比港是全世界*危險的城市，我在這裡度過了畢生難忘的兩個星期，*終在國會大廈的門口被搶，損失了5000多美元。回國後我把這段經歷寫成了一篇長達1.2萬字的文章，風格*像是小說，不是新聞報道。當時主編朱偉出安貞大廈的日子朱偉安貞大廈是《三聯生活周刊》第二個家。
我們被國利阜康公司從淨土胡同趕出來的時候是狼狽的。國康公司從1995年8月起投資《三聯生活周刊》，與三聯書店有過一段合作關繫。與國康公司從合作到決裂，背後有一堆的故事。以我自己的理解，《三聯生活周刊》1995～2001年的創業史不能不記錄國康公司。當然，其中有些事我是親歷者，有些事則涉及上層關繫，我沒有發言權。但從道義上，以我自己的理解，三聯書店*終確實是虧欠了國康公司的。
但有很多事，確實也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如果當時與國康公司的關繫不破裂，周刊能否從一本編輯出版周期需要三周的半月刊順利轉為周刊？我想，可能要困難得多。
反正，在當時，2001年3月，國康公司與三聯書店的關繫破裂，將三聯生活周刊趕出淨土胡同時，是監視著我們“淨身出戶的”——除了被認可的個人用品，不能帶走所有本屬於周刊的東西，包括文件與資料。這致使初創時期很多編輯部記錄都丟失了，包括早期的刊物都少有存留。現在回頭看，真的**可惜。
那時我們剛從半月刊轉周刊，國康公司方面以為，這樣的“淨身出戶”會導致刊物無法正常出刊，形成事件。所以，我們臨時搬到位於美術館東街的韜奮書店二樓東側黑洞洞用布簾隔開的一塊地方，首要任務就是要保證正常出刊。那一期的排版是在美術編輯鄒俊武的家裡完成的。
我們於是急需馬上有一個新家。我記得，第二天就讓司機小胡拉著我去找這個“家”。我說，我們就順著安定門往北，一家家寫字樓找，看哪裡合適。因為我們對安定門已經有感情了。從安定門外大街走到安貞大廈，樓頂的復式公寓立刻吸引了我：實木地板，樓上樓下，在樓下本是餐廳的空間裡擠一擠，就可以成為會議室；樓上開門出去就是頂層平臺，曬太陽，喝茶喝酒都可。我太喜歡這樣家庭氣氛的辦公環境了，它很像巨鹿路上海作家協會《收獲》編輯部那種環境。在我的意識裡，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那些刊物的編輯部就應該是這個樣子。在那個下午，我沒向董秀玉總經理請示，隻給主管我們的潘振平打了個電話，就通知編輯部所有骨干17點鐘到這裡來看房子了。
我與潘振平在《三聯生活周刊》合作了19年，作為我的領導，他所扮演的角色，似乎一直是作為我的保障——無論遇到什麼事情，他都扮演**支持我的角色，即使對我的判斷提出異議，也是婉轉溫和的。
他會傾聽各種人對我的意見，但他會像海綿一樣，將這些意見都吸收起來，*不影響我往前跑。他其實比我小一歲，我倆都曾在黑龍江下鄉，隻不過我在兵團，他在農場。他真就是我身後的那一堵牆。
夕陽西下時候，骨干們從四面八方都趕到了。大差了，負責編輯這篇文章的是苗煒，他幾乎一字未改原文照登，結果等朱偉回來就挨批了，他認為一本新聞類雜志不應該刊登這種個人趣味的小說式文章，*何況還寫得那麼長！當然了，如今周刊上的重點文章動輒兩三萬字，因為我們這個時代變了。不過，朱偉當年的批評讓我*加堅定了當初的想法，文章一定要盡可能地客觀，杜*自戀傾向，剔除個人故事，多寫人文歷史，多為普通讀者著想。《出租車司機與按摩女》得知我是為了人質事件來采訪的中國記者，她有點驚訝，**反應是：這事兒有這麼大嗎？還至於讓記者舟車勞頓跨國來采訪！這下子，輪到我驚訝了：這事兒還不夠大啊！你們的特警在光天化日之下，竟然用大鐵錘去砸車窗，竟然還砸不爛！這下子，她反而*驚訝了：啊！這不很正常嘛！他們要是利利索索地把車窗爆破，人質全部安全救出，纔算稀罕呢！啊！！！一個小時的SPA，基本上後面40分鐘，我和按摩阿姨就是這樣在相互驚訝中度過的，我們的聊天，要是不自己托著自己的下巴都沒法進行下去了。比如，我說：“劫匪都已經被開除出警隊了，怎麼還能有衝鋒步*呢？” 她答：“啊！難道你們**搞一把*那麼難嗎？” 我說：“啊！難道很容易嗎？畢竟，用*殺個人太簡單啦！” 她答：“啊！那即便殺個人也很常見啊！” 啊？？ SPA做完了，我的頸椎好多了，周轉自如，我伸伸懶腰，用手摸摸自己的下巴，確定沒給嚇掉。阿姨微笑著站在門口送客，標準的站姿，標準的笑容，又恢復了職業神態，我一口氣說了不下10個謝謝，告別。後來，我給這篇報道取的名字就是那晚按摩阿姨說的*多的一句話——“對不起，這就是菲律賓！”家樓上樓下串串，跑到頂層平臺四面看看，一個個都喜形於色。我說，那就這裡吧，馬上就讓高媛按各部門的想法，置辦辦公用具。剛好，那時管理安貞大廈的老總也曾當過知青，給了我們*低的租金。租賃合同是必須董秀玉來簽的，說實在的，第二天上午，當我直接拿著合同去找她時，心中是忐忑的——沒有請示彙報，自己貿然就決定了，要是換一個領導，大約都無法容忍我這樣不按規矩做事。
董先生當然是**了解我的品性的。她聽我簡單地說完情況，連看都沒看合同，就一本一本地簽了字。董秀玉任三聯書店總經理期間，我的請示彙報是* 少的，記得我認真向社委會做彙報大約隻有從半月刊轉周刊的一次。也許，*多的時候，潘振平早已經幫我做好了溝通。他們讓我沒有後顧之憂。
我們剛開始在安貞大廈隻租了兩個復式套房，我的辦公室所在那一套，原來的餐廳就是發行部，推開辦公室門就能與發行部溝通。上樓，一邊是舒可文領導的文化部，另一邊是吳曉東領導的**部。另一套，那間大辦公室給了苗煒，一樓是李鴻谷領導的社會部，二樓是高昱與陸新之領導的經濟部，還有財務與《愛樂》。潘振平隻在樓上用了很小的一間辦公室。
在我記憶中，每個部門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安排辦公室，因為我本能地反感那種把每個人都隔在一個個小隔斷裡的公司化環境，覺得那是壓抑人個性的生產線，所以本能地認為，辦公室應該反其道行之，能讓人舒展，甚至可以是通過渙散來消解緊張的。安貞大廈的好處是樓頂的平臺，有太陽的日子，可以搬把椅子曬太陽看書；夏天夕陽西下後，可以吹著涼風喝啤酒。
我記得清楚，那時舒可文所布置的文化部辦公空間裡沒有正經的辦公桌，我還記得她說話的語氣：“ 不要那樣的桌子！”她帶了一幫時尚女生：小於、邢慧敏、鐘和晏、徐淺吟，隻有王小峰一個算是“黨代表”。她們的辦公桌就是在宜家買的一張大桌子。舒可文領導下的文化部一直是周刊*松散的單位，聚在一起的主要目的大約是由舒可文疏散因我而構成的緊張，所以，小於習慣叫舒可文“菩薩姐姐”，大約是指她寬松的管理與不跟任何人較勁的態度吧。
樓上另一頭的**部，吳曉東斜叼著煙，在眼鏡片後笑瞇著眼，總是說，他們部是學歷*高的——甄芳潔，**關繫學院畢業；王星與她的同學蔡偉，北京外語學院；魯伊，北大法學院；邱海旭，北大新聞學院，碩士；而坐在裡間的兩位，陸丁與朱步衝，一個北大哲學繫碩士，一個是北大歷史繫碩士。這兩位當時是寫稿*費勁的，經常是，我早上到編輯部，樓上樓下轉一圈，陸丁在裡屋，熬了一夜，桌上亂糟糟，幾易其稿，還未寫完。朱步衝的稿子，行文疙疙瘩瘩，也是拿在手裡*頭痛之一。我因而就有了北大的專業生適應能力差的印像。後來，陸丁沒熬過我的壓迫，離開了，我曾與舒可文討論，能否讓他回來？他還是心有餘悸，不敢答應。朱步衝則熬過來，在歷史方面後來成了獨擋一面的人纔，～寫到歷史就用上他了。
吳曉東是心高氣傲的，可惜貪玩，寫文章因此往往虎頭蛇尾。我喜歡他那叼著煙壞壞地笑的模樣，笑起來還有酒窩呢。聚會時候，他常常喝多酒，喝多了就賴嘰嘰地坐到舒可文的腿上去了，他口口聲聲叫舒可文“舒姐姐”。
P3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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