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與罰的彼岸：一個被施暴者的克難嘗試》特色一： 奧地利**哲學家、奧斯維辛幸存者、“大屠殺文化中的聖人”讓？埃默裡書寫的一份**問責與救贖的人性診斷。災難過後，死亡營幸存者如何真正生還？意大利***作家普裡莫？萊維傾力推介。 《罪與罰的彼岸：一個被施暴者的克難嘗試》特色二： 人的尊嚴是什麼？我們需要多少個故鄉？知識分子的受難比普通人*值得同情嗎？讓？埃默裡在這本短文集中以坦白和沉思的方式，對奧斯維辛受害者的生存處境做了一次探究。他寫集中營生活，寫自己所受的酷刑，寫怨恨背後的哲思，也反思做猶太人的必然性與不可能。 《罪與罰的彼岸：一個被施暴者的克難嘗試》特色三： 埃默裡說：“我反抗，反抗我的過去，反抗歷史，反抗將不可理喻的事情以歷史的方式冷藏，以讓人憤怒的方式歪曲。” 在埃默裡所描述的令人喫驚的歷史細節與難以言表的苦痛情感中，讀者能夠以同樣的節奏跟隨他穿越這片他一步步點亮的黑暗。 《罪與罰的彼岸：一個被施暴者的克難嘗試》特色四： 在這本書的每一個轉折和每一個停息處，都刻著真相的印記。 ——歐文？豪（美國**文學家、社會批評家） 這是一本與眾不同的關於道德勇氣的回憶錄。帶著詩人的耳和小說家的眼，埃默裡生動地向我們展示了哲學家的奇跡，一個在納粹統治及其大屠殺拼出的“黑暗謎語”之下的生存奇跡。 ——美國《新聞周刊》

人的尊嚴是什麼？我們需要多少個故鄉？知識分子的受難比普通人更值得同情嗎？讓？埃默裡在這本短文集中以坦白和沉思的方式，對奧斯維辛受害者的生存處境做了一次探究。他寫集中營生活，寫自己所受的酷刑，寫怨恨背後的哲思，也反思做猶太人的必然性與不可能。在埃默裡所描述的令人喫驚的歷史細節與難以言表的苦痛情感中，讀者能夠以同樣的節奏跟隨他穿越這片他一步步點亮的黑暗。

讓？埃默裡（Jean Améry，1912—1978），原名漢斯？梅耶（Hanns Mayer），出生、成長於奧地利維也納，並在這座城市學習了文學和哲學。1943年，埃默裡因散發反納粹讀物而遭逮捕，被押往奧斯維辛集中營。蘇聯軍隊進駐波蘭後，他先後被轉移到布痕瓦爾德和貝爾森集中營，關押直至1945年纔被釋放。戰後，埃默裡在一家瑞士—德國報社做記者謀生。1966年，他出版了書寫自己奧斯維辛經歷的文集《罪與罰的彼岸：一個被施暴者的克難嘗試》，並因此廣為人知。後又出版數本著作，包括他最著名的哲學論著《獨自邁向生命的盡頭》《變老的哲學:反抗與放棄》等。1978年，埃默裡自殺身亡。

代序：理解他人的可能與不可能/ 楊小剛

1977年新版前言
1966年初版前言
精神的界限
酷刑
人需要多少故鄉？
怨恨
做猶太人的必然與不可能

譯後記

精神的界限 “您得小心些。”一位好心的朋友聽說我準備談談奧斯維辛裡的知識分子後，這樣建議我。他懇切地跟我說，盡量少談奧斯維辛，多談思想問題。他還認為，可能的話，應該放棄把奧斯維辛放到標題裡：公眾對這個地理的、歷史的和政治的概念過於敏感。畢竟已經有足夠多關於奧斯維辛的著作和各種各樣的奧斯維辛檔案，講述暴行的人也說不出什麼新東西。我不確定我的朋友是否正確，所以我不會聽從他的建議。我不覺得關於奧斯維辛人們已經說了很多，比如像說電子音樂和波恩的聯邦議會那麼多。我一直在考慮，把一些關於奧斯維辛的著作作為**書目引入高等中學的高年級是否沒有必要，在處理政治思想史的時候，是否不需要總是有很多顧慮。真的，我在這兒不打算單純地談論奧斯維辛，不想提供什麼文獻報告，而是計劃談論奧斯維辛與思想的對峙。但我不會**圍繞人們所說的暴行，圍繞那些事件過程。面對它們，布萊希特說過，心腸是硬的，神經是脆弱的。我的主題是：精神的界限。這些界限剛好沿著讓人厭惡的暴行延伸，這不是我的過錯。
我想要談論奧斯維辛裡的知識分子，或者按以前的叫法，那些“從事精神活動的人”（den geistigenMenschen），首先就必須對我的對像，也就是那些知識分子加以定義。按照我所使用的含義，什麼樣的人是一個知識分子或者說是一個從事精神活動的人？肯定不是每一個進行所謂腦力勞動的從業者。正規的高等教育也許是一個必要條件，但肯定不是充分條件。我們每一個人都會想到律師、工程師、醫生，很可能還有語文學家，他們雖然聰明，甚至在他們的專業領域內**傑出，但鮮有被稱作知識分子的。一個知識分子，如我理解的，是一個在廣義上的精神脈絡裡生活的人，與其相聯繫的是一個本質上人本的或者說人文學科的世界。他有良好的審美意識，秉性和能力驅使他進行抽像思考。思想**的一繫列景像在每一個合適的時機都會在他腦海中浮現。如果有人問他，哪個名人的名字以“ Lilien”開頭，他想到的不會是滑翔機設計者奧托？馮？利林塔爾（Otto von Lilienthal），而是詩人德特勒夫？馮？利裡恩克龍（Detlev von Liliencron）。給他一個關鍵詞“ Gesellschaft”，他理解的不是世故、善社交，而是社會學。引起短路的物理過程他沒有興趣，對宮廷田園詩人奈德哈特？馮？羅恩塔爾 他卻了如指掌。
一個這樣的知識分子，一個這樣的人，偉大詩篇的詩行爛熟於胸，對文藝復興和超現實主義的名作了如指掌，對哲學史和音樂史如數家珍 —我們把一個這樣的知識分子置於如此境地，在那裡他所面對的，要麼是證明自己精神的現實性與效力，要麼將其看作一無是處，那是一個極限處境，那是在奧斯維辛。我自然也把自己置身於此。我曾經以雙重身份，作為猶太人和比利時抵抗運動成員，被關押在布痕瓦爾德（Buchenwald）、伯根-貝爾森和其他一些集中營，除此之外還在奧斯維辛，準確地說，在附屬集中營奧斯維辛-莫諾維茨（Auschwitz-Monowitz）待過一年。所以在本書中，隻要我願意的話，“我”這個小詞必然常常出現，也就是在那些我不能將個人經歷直接代入其他人身上的地方。
在我們的語境中，首先要考慮的是知識分子與所有人，包括那些腦力工作的從業者特有的外部處境。一個糟糕的處境，以極為戲劇化的方式在強制勞動下面臨的生死抉擇的問題中凸顯出來。奧斯維辛-莫諾維茨中的工匠，隻要沒有被以一個這裡用不著細說的隨便的理由趕進毒氣室，就會得到相應的職業分配。比如有個鎖匠被賦予了特權，因為當時待建的染料工業集團工廠 需要他，他就有機會在有遮擋的、無須暴露在惡劣天氣中的工棚裡干活。電工、裝修工、造家具的和蓋房的有同樣待遇。誰要是裁縫或者鞋匠，也許就有機會到專門侍奉黨衛軍的房間裡去干活。泥瓦匠、廚師、無線電工人和汽車技師也有*微小的機會，獲得一個可以忍受的工作崗位，從而幸存下去。
從事腦力勞動的人遭遇的**是另一種情境。等待他的是和商販一樣的命運，他們都屬於集中營裡的流氓無產階級。他會被分進一個小組，挖坑、埋線纜、搬運水泥袋和鋼梁。在集中營裡他成了沒有職業資質的工人，不得不在野外干活，多數時候這相當於已經對他下了判決。肯定也存在差別。在前面提到的那些集中營裡，化學技師仍然能從事他的本職工作，像我的獄友，來自都靈的普裡莫？萊維（Primo Levi），他寫了一本關於奧斯維辛的書《這是不是個人》（Ist das ein Mensch?）。醫生也有可能在一個叫作醫護所的地方棲身，但並不是所有醫生都如此。例如來自維也納的醫生，如今已是**心理醫師的維克多 ？弗蘭克（Viktor Frank）曾在奧斯維辛-莫諾維茨長年挖掘土方。一般而言，腦力勞動者在集中營裡的工作處境極為惡劣。許多人因此試圖隱瞞他們的職業。誰如果掌握一點小手藝，會做些工藝，就會大膽地裝成一個手工匠人。當然，一旦他說的謊暴露出來，就得擔上喪命的風險。多數人把自己說得身無所長，想借此撞撞運氣。人文中學教師和大學教授在被問到自己的職業時，會膽怯地說“老師”，生怕招惹黨衛軍士兵和牢頭的羞辱。律師裝成普通的書記員，記者可能謊稱自己是排字工，在必須提供自己的技能證明時這樣做危險較小。大學老師、律師、圖書館員、藝術史學者、國民經濟學家、數學家，他們拖拽著鐵軌、鋼管和木材，大多數時候他們笨手笨腳，體力透支。極少數情況下，苦力勞動會持續很長時間，直到他們被帶離工地，送到鄰近的主集中營，那裡矗立著毒氣室和火葬場。
他們在工作場所處境艱難，在集中營裡也好不到哪裡去。集中營生活首先要求身體矯健和一種必需的、近乎殘忍的血性。鮮有知識分子具備這兩樣長處，而他們經常看重的道德勇氣，在這裡一文不值。例如說，有一次，要阻止一個華沙的職業扒手偷我們的鞋帶，這時候能派上用場的是一記下勾拳，而不是精神上的勇氣，一個政治記者會出於這樣的勇氣發表一篇不受歡迎的文章而危及生命。毋庸多說，律師或者人文中學教師隻有在極少數的情況下纔知道如何正確地使出一記下勾拳，*大多數時候他們挨得拳頭遠多過他們給別人的，他們*擅長挨揍而非揍人。集中營的紀律問題上也一樣糟糕。從事腦力工作的人，一般沒什麼鋪床的天賦。我記得我那些滿腹學識、教養良好的同伴，每天早上滿頭大汗地和被褥搏鬥卻弄得一團糟，以至於工作時像得了強迫癥般擔驚受怕，生怕回去後挨揍挨餓。他們既不擅長鋪床，也不會機靈地行“脫帽禮”。恰巧踫上獄中年長的人或者黨衛軍士兵時，他們從來都不會那套幾乎卑躬屈膝卻又自知自覺的說話方式，學會那樣說話有時候可以避開近在眼前的危險。所以在集中營裡，囚犯裡的頭頭和室友不尊重他們，在工地上的牢頭和工人也瞧不起他們。
*糟的是，他們找不到一個朋友。大多數情況下他們從生理上就學不會用集中營裡的粗話直截了當地交談，而這些粗話是**被接受的相互理解的方式。人們經常談到現代的思想爭論中存在的同代人間的交流困難，談到那些突兀的、不如不說的蠢話。在集中營裡交流障礙存在於知識分子和他們大多數的同伴之間，無時無刻不以真實、折磨人的方式表現出來。對於習慣了細致入微的表達方式的囚犯來說，要努力克服自我纔可能說出“滾開！”或者隻用“嘿，家伙”跟同伴打招呼。我清楚記得那種身體上的反感，每當一個別的方面都正常、隨和的同伴不跟我說別的，隻說“我親愛的男子漢”時，這種感覺就會把我籠罩。知識分子忍受著“伙夫”“整弄”（指非法占有財物）等表達，即便像“運走了” 這樣的詞也要很勉強纔會從他們嘴裡蹦出來。
精彩書摘二： 酷刑 人們也許會把到比利時旅遊的人臨時領到布魯塞爾和安特衛普之間的布倫東克堡壘。這處設施是“一戰”時的一個要塞，它當時遭遇了什麼命運我不知道。“二戰”時，1940年 5月，在比利時軍隊短短十八天的起義期間，布倫東克是利奧波德國王（ King Leopold）*後的大本營所在。然後，在德國占領期間，它變成一座小型的集中營，一個“戰俘營”，第三帝國的黑話就這麼叫它。**它是比利時**博物館。
布倫東克堡壘初看起來**古老，如歷史遺跡。它矗立在佛蘭德斯永遠陰雨綿綿的天空下，圓頂上長滿雜草，圍在灰暗的城牆內，仿佛 1870年普法戰爭時一幅憂郁的雕版畫。人們會想到格拉韋洛特（Gravelotte）和色當（Sedan），會覺得手裡拿著陸軍帽、被擊敗了的拿破侖三世擁有的某處宏偉而又沉抑的城堡大門必定也是如此。必須靠近些，那些舊日時光的浮光掠影纔會迅速消散，取而代之的是另一幅我們很常見的景像：哨塔沿著要塞周圍的壕溝排列，外圍是一圈鐵刺籬笆。 1870年的雕版畫突然被那個世界的殘暴圖像所覆蓋，大衛？盧塞 把它稱作“被擠壓的世界” 。**博物館的學術委員們讓一切一如其舊，保留了它 1940年到 1944年的原樣。圍牆上褪色的標語寫著：“退後，違令擊斃！”堡壘前立著一尊反抗組織紀念像，一個被強迫跪在地上的男子，昂著頭，相貌帶有明顯的斯拉夫人特征。這尊雕像**沒必要，參觀者不需要它來提醒自己身在何處，不需要它來提醒自己將被帶入什麼樣的歷史記憶。
穿過大門，人們立刻會進入一個房間，這裡當時被神秘地稱為“事務室”。牆上掛著一幅海因裡希 ？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s）的畫像，一張長桌上鋪著一面納粹黨旗，幾把光禿禿的木椅。事務室。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事務，他們的是死亡。然後是潮濕的地下走廊，微弱和泛紅的燈泡發著無力的光，跟以前一樣掛在那裡。囚室被幾英寸厚的木門鎖著。推開一扇扇沉重的鐵柵門，*後會走到一個一扇窗子也沒有的圓頂地窖裡，裡面放著一些弄不清名堂的鐵制工具。在那裡，任何喊叫聲都傳不出去。在那裡，我受到了刑訊。
說起刑訊時要小心不要太誇張。我在布倫東克那間可怕的地窖裡遭受的還不是*殘忍的刑罰。沒有人把燒紅的鐵釘釘入我的指甲蓋下，也沒有人用點著的紙煙戳我裸露的胸膛。我在那兒遭遇的事，稍後必然會講。相對來說我算是幸運的，身上也沒留下任何明顯的傷痕。在過去二十二年後，基於一種經驗，這種經驗不可能測量可能事物的整個尺度，我卻敢說：刑訊是一個人所能經歷的*可怕的事情。
許多人記憶中都保存著同樣的事情，可怕的事不是***的。在西方許多**，作為機構設置和審訊手段的刑罰在 18世紀末就已被取消。然而直到**，兩百年之後，仍有無數男性和女性有他們不得不述說的殘酷刑罰，究竟多少，沒人知道。就在我寫這篇文章時，看到一張報紙，上面的照片是南越軍隊的士兵在折磨被捕的遊擊隊叛軍。英國小說作家格雷阨姆？格林 給倫敦的《每日電訊》（Daily Telegraph）寫過一封信，裡面寫道： 英國和美國出版社出版的圖冊上*新奇的是，人們明顯帶著對刑訊打手的認可接受了這些圖片，沒有任何評論它們就出版了。這些內容仿佛動物學著作上關於昆蟲生活的圖表！這是否意味著，美國官方將刑訊視為審訊戰時囚犯的合法方式？這些照片，如果人們願意的話，可謂誠實的標志，因為它們說明，官方沒有閉上自己的眼睛。我隻是要問自己，這樣一種無意識的坦誠難道勝過過去的虛偽嗎？…… 我們中的每個人也會提出和格林一樣的問題。承認刑訊，勇敢地——這難道不是一種勇敢嗎？——將這？樣的照片擺到公眾面前，隻有在這樣的前提下纔可以解釋，那就是良心的不安已不足為懼。人們會以為，這種良心對酷刑已習以為常。近幾十年來，酷刑*不隻是在越南被使用。我不想知道，南非、安哥拉、剛果的囚犯都踫上過什麼。但我知道，讀者很可能也了解， 1956年到 1963年在法屬阿爾及利亞的地牢裡都發生了什麼。亨利？阿萊格 的《問題》（La question）以驚人的準確和清醒記敘了此事，這是一本已被禁止傳播的書。目睹一切的證人報告，僅僅很簡單地記錄下這些恐怖，沒有多餘的延伸。 1960年左右還出版了大量其他關於這一主題的書籍和論戰小冊子：知名律師阿萊 ？梅洛（ Alec Mellor）博學的犯罪學論文，出版家皮埃爾 -亨利？西蒙（Pierre-Henri Simon）的抗議，一位叫維埃拉圖（Vialatoux）的神學家的道德哲學研究。半數法國人反對在阿爾及利亞的酷刑，這是整個民族的光榮——人們並不能經常如此明確地宣稱。左翼知識分子抗議，天主教工會干部和基督徒冒著安全和生命危險發出警告，干預刑訊；教會首腦提高了聲調，盡管在我們看來這聲音太過軟弱。
不過這就是偉大、熱愛自由，即便在黑暗時期也沒有**喪失自由的法蘭西。從其他地方傳到世界上的呼喊聲是如此微小，就像我曾身處的對我而言也顯得陌生，可怕的喊叫聲傳不出去的布倫東克地窖。在匈牙利有一位**，據說在某位前任**治下曾被行刑手撥去了所有指甲。而所有其他人在哪裡？都是誰？關於他們無人知曉，甚至可能永遠沒人知道。民族、政府、警察部門、姓名，人們知道，但沒人知道他們。有人在某地受酷刑而慘叫。也許就在此時此刻。
我究竟為何僅僅把酷刑和第三帝國聯繫起來？當然，因為我剛好在這隻猛禽展開它的羽翼時遭受酷刑。但不僅如此，與所有的個人經驗無關，我確信，酷刑對第三帝國來說並非偶然，而是其本質。我聽到激烈的質疑，我知道，做出這一論斷是出於危險的理由。稍後我會嘗試給出自己的理由，不過首先要講一講，我到底經歷了些什麼，在布倫東克堡壘陰冷潮濕的地下室裡究竟發生了什麼。
我在 1943年 7月被蓋世太保逮捕，罪名是散發傳單。我所屬的小組是比利時抵抗運動下面的一個小的德語組織，負責在德國占領軍的擁護者中進行反納粹宣傳。我們準備了大量的原始文獻作為宣傳資料，我們以為，靠這些就能夠讓德國士兵相信希特勒和他發動的戰爭的殘酷與瘋狂。**我知道，或者至少以為自己知道，我們那些急迫的話語說給了聾子聽。我有理由假定，穿著土黃色軍裝的士兵在他們的營房裡發現了我們的小冊子，翻了幾下就直接交給了他們的上級，這些人則以同樣的高效告知了安全部門。秘密警察們迅速找到我們的蹤跡，把我們挖了出來。我在被捕時帶著的一張傳單上印著這麼幾句堅定卻又笨拙的口號：“黨衛軍暴徒和蓋世太保劊子手必亡！” 誰帶著這樣的傳單被拿著手*、穿著皮大衣的人抓住的話，就不能抱有任何幻想。這種幻想在我腦子裡停留不止片刻，因為我覺得，上帝纔知道這一切，他了解這個體繫，了解為它服務的人和它的手段的古老、被折磨透了的知情者。**已然清楚，這樣的感覺毫無道理。我相信，曾經的《世界新舞臺》（NeuenWeltbühne）和《新日記》（NeuenTagebuchs）的讀者，他們熟稔 1933年以來流亡者的集中營文獻，早就預見我將遭遇的一切。在第三帝國建立之初，我就聽說過柏林帕普將軍街衝鋒隊營地的地下室。後來不久，我讀到了據我所知的**份關於集中營的文獻，格哈特 ？西格 的小書《奧拉寧堡》（Oranienbury）。自那以後，我接觸到許多前蓋世太保囚犯的報告，以至於我那時以為，在這個領域不會再有什麼新的我不了解的東西。將會發生的事情會迅速劃分到相關文獻中去。囚禁、審訊、毆打和酷刑—*後*可能的是死亡：一切都如此寫下，也將繼續如此發生。逮捕之後，有一次，一個蓋世太保命令我離開窗子邊，因為他清楚那種用綁住的雙手砸破玻璃、跳上窗臺的計謀。當時我雖然備感榮幸，他竟相信我有如此強的決斷力和身手，我還是友好地拒*聽從他的要求：我既不具備體能上的條件，也**無意以這樣冒險的方式擺脫我的命運。我知道將會發生什麼，我的承諾靠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