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隨想錄式的著述風格——朱維錚先生擅長用大筆寫小書，他的這部作品是他50年學術論著的精義合集，“有話則長，無話則短，長話短說，言盡為止”。 2. 詮釋學的方法——朱維錚先生解讀史料的能力強，能從舊史料中讀出差異與新意。擅長“證偽”，將可信的常識證成待解的疑團。 3. 啟蒙的立場——朱維錚先生研究的是經學史而不是經學，不再把經學當作信仰的宗教、至高無上的意識形態。他反思90年代風起雲湧的保守主義，為傳統文化熱和尊孔讀經風降溫，激活中國文化的真正復興。 4. 歷史唯物主義的思路——朱維錚先生堅持論從史出，實事求是，從歷史本身說明歷史，避免以論代史，用預制框架套裁客觀事實。 5. 獨立自由的學者——作為一名歷史學家，朱維錚先生的一生都在為“純學術研究”正名。“鑽故紙堆”並不意味著忽視現實問題，在他的文字中，我們讀到的是史家的冷眼和士人的熱腸。

在這本書裡，展現的是一個學者在自己的生命進入60歲以前，對中國歷史全景式的、無遠弗屆的、格言式的判斷和卓識，可謂常讀常新。 朱先生一貫反對空談的學問，主張用實證的研究抵制意識形態領域空疏獨斷的學風。本書即是采選先生學術論著的精義合集而成，涉及中國政治史、經學史、思想史、史學史、醫學史、宗教史等，集中反映了作者2002年以前的治學方向和治學成就，見解深邃，平白易懂，是了解全景中國史不可多得的好書。 朱維錚先生的經典之作大多已斷版數年，此次全新結集，共出八種（《走出中世紀》《走出中世紀二集》《音調未定的傳統》《壺裡春秋》《求索真文明》《中國經學史十講》《論孔子》《壺裡春秋二集》），由朱先生的學生精編精校整理完成。新銳設計師操刀設計，從封面到版式，都給讀者耳目一新之感。

朱維錚（1936—2012），江蘇無錫人，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生前為復旦大學資深教授、中國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任，從教52年。2006年獲德國漢堡大學榮譽博士，是漢堡大學授予中國人的首個榮譽博士，也是自季羨林之後德國高等學府授予中國人的第二個榮譽博士。朱先生治學嚴謹，功力深湛，眼光獨到，筆鋒犀利，具有深刻的現實關懷，是1980年代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倡導者、開拓者和建設者，治學範圍涵蓋中國經學史、中國史學史、中國近代史、中國思想文化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等多個領域，已刊論文及講演錄二百餘篇，著作十餘種，主持整理、編選和校注重要典籍近百種，《走出中世紀》等翻譯成英文出版，在海內外享有很高聲譽。

序
一 眾說紛壇的傳統
二 “統”字解
三 傳統的古典涵義
四 傳統好比人體免疫機制
五 傳統的時空連續性
六 人間沒有不變的傳統
七 傳統三種
八 守傳統與反傳統
九 傳統的力量
一○ 有時間一貫的傳統麼
―一 有空間一致的傳統麼
一二 不通的否定傳統論
一三 傳統與現代的相關度
一四 精神的物化和物化的精神
一五 作為函數的文化
一六 活文化？死文化
一七 文化的類型
一八 區域文化
一九 民族文化
二○ 考古學文化
二一 科學文化
二二 生活文化
二三 學術文化
二四 語言文化
二五 藝術文化
二六 體育文化
二七 宗教文化
二八 比較文化
二九 文化制度
三○ 文化事業
三一 文化運動
三二 繫列文化
三三 傳統文化和文化傳統
三四 “被現代化”的悖論
三五 主體非總體
三六 正統非全史
三七 觀念和事實
三八 排毒和排外
三九 “國民性”
四○ 文化研究史一瞥
四一 文化超穩定說
四二 黑格爾的一點錯誤
四三 文化國粹論
四四 中國文化世界化與世界文化中國化
四五 文化研究的取向
四六 文化研究的方法
四七 文化研究的層面形成
四八 文化與文明
四九 求真與去偽
五○ 中國文化的特征
五一 中國文化的結構
五二 中國文化的發展階段
五三 中國文化的空間差異
五四 全貌和細節
五五 分解式研究
五六 整合研究
五七 總體評估
五八 “偏見比無知離開真理*遠”
五九 真孔子和假孔子
六○ 歷史的孔子形像
六一 孔子怎樣看自己
六二 析晚年孔子“行古之道”
六三 再析孔子向往的“道”
六四 釋孔子說“文”
六五 “信而好古”的出發點三則
六六 “三世”解
六七 “四教”解
六八 惑《論語》
……

1. 有必要解釋一下書名。壺者，葫蘆也。距今七千年的河姆渡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與稻米同時出土的人工馴化植物，就有葫蘆。因此，《詩經》屢次歌頌葫蘆的嫩葉可以下酒，葫蘆的果實可以療饑，而孔子也把“繫而不食”看作葫蘆的備荒品格，《孟子》稱道迎王師盛酒漿的器皿由干葫蘆制成。可見漢以後將葫蘆神化，屬於遙遠的傳統的追憶。同樣人所共知，現存中國*早的編年史，名曰《春秋》。它是否孔子的述作，代有爭議，但中國史家將“春秋”作為史學的通稱，卻已約定成俗。既然自省治史久矣，仍然沒能打破歷史的悶葫蘆，至**日如坐悶葫蘆中，於是承認現狀，為這本小書取名《壺裡春秋》。
2. 在我看來，中國歷史非但沒有證明我們的國度存在過自孔子以來便一成不變的傳統，而且隻能證明所謂傳統總在發生時空連續性的變異。尤其從17世紀以來，也就是我們的星球變小的速度加劇以來，中國的文化傳統，舊的消失和新的出現，變動如此頻密，致使生活在20世紀末的我輩，已很難理解本世紀初的同胞先輩如何看待歷史的眼光和尺度。就是說，我們和我們的高曾乃至祖父輩，已經出現了文化隔閡，遑論*遙遠的時代或*闊略的空間的文化變異和交互影響的歷史實相。
中國的傳統，空間的相對統一性，從不意味著諸種歷時性文化共存現像的消失。同時共存的各種歷時性文化，差異那樣明顯，未必能以當時的帝都王畿的現像作為代表。後者可以從政治傳統方面代表共時性文化，卻往往著重體現這個傳統的負面。假如把這些負面現像，橫不顧空間界定，豎不顧時間差異，雜湊在一起，指為所謂一以貫之的傳統，那能說不是反歷史的臆斷嗎？ 3. 孔子的形像，在歷**那樣變幻不定，就因為“筍殼”太多。他時而現身為先知，時而現身為巫師，或被說成僭望王位的“素王”，或被說成安貧樂道的“先師”。他被一些人看成禁欲主義者，被另一些人看成享樂主義者，在有的時代是君主專制的擁護者，在另外時代是限制君權的倡導者。他的身價隨時漲落，人格上下浮動，封號屢次改變，作用代有異說。
舉初唐為例。在這個所謂“經學統一時代”，出現了顏師古的《五經定本》，孔穎達、賈公彥等的《五經正義》。自漢以來掛在孔子名下的經典，由於**權力的直接干預，從文字到解釋，似乎都統一了。按照邏輯，孔子的形像，應該固定不變了。至少在統治集團中間應該不變。
事實怎樣呢？從唐高祖、唐太宗到唐高宗初期，不到半個世紀，孔子形像大變至少三次：武德二年（619），唐高祖下令在國子學立周公廟和孔子廟，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而以孔子配享周公。就是說，隻承認他是教育家的鼻祖，不承認他有坐在王位單獨享受致祭太牢的權利。但父親的這一規定，卻被兒子取消。貞觀六年（632），唐高祖尚在，唐太宗便下令廢除周公廟，以孔子為“先聖”，顏淵為“先師”。就是說讓孔子升座南面，享受救世主鼻祖的待遇，而把**位教師的榮譽讓給他的大弟子。貞觀十九年（647），即《五經正義》修撰期間，唐太宗又下詔為孔子增添了一群配享者，都是以解說經典**的孔門後學。豈知他的兒子唐高宗即位不久，大約在永徽六年（655），便又下令取消父親的規定，恢復祖父的規定，仍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改進之處在於保留顏淵、左丘明的“從祀”地位。這一改制顯然帶有剛謀得皇後地位的武則天的個人印記，因而引起了元老重臣長孫無忌等的反對。他們在顯慶二年（657）集體決議，認為以孔子配享周公是降低了孔子地位，而將左丘明等作為“從祀”，也是違反“故事”的貶斥行為。懦弱的唐高宗隻好服從，又取消了兩年前的決定。
初唐三代皇帝對待孔子的態度，堪稱否定之否定的實例。何以有此反復，屬於別一問題。但明顯證實，他們盡管在命人統一經義，自己卻對孔子沒有統一認識，於是出現了祖孫三人各拿個人的主觀的孔子來強迫太學生們崇奉的趣劇。
類似上面的實例，在歷**不勝枚舉。韓非早在戰國末便譏笑說：“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雖然他忘記譏笑自己也非真申、商，但這段話確是歪打正著，說明早在公元前三世紀，真孔子的形像便被各種假孔子的形像淆亂了。積累已二千餘年的重重“筍殼”，倘不耐心剝掉，怎能見到孔子的本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