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化_從蔡元培到胡適(中研院那些人和事)

盧溝橋事變前兩年，作為中國學界**的蔡元培，身體狀況已現衰老的頹勢，病魔開始與他糾纏不休。在此情形下，他仍以身垂範，為**民族的救亡與復興奔走呼號。據蔡的學生、曾先後出任清華大學和中央大學校長的羅家倫回憶，有一次蔡元培到南京，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兼外交部長的汪精衛設宴招待。席前，蔡元培極為真誠懇切地苦勸汪精衛改變親日立場和行為，嚴正態度，以推進抗戰與民族復興的國策。當時在座的羅家倫等人看見，蔡元培說到激動傷心處，眼淚一滴滴落在湯盤裡，又和湯一道咽下去，在場者無不為之動容。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蔡元培正在上海，中央研究院理、化、工等三個研究所仍留在上海租界內開展工作。未久，“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戰拉開了高潮大幕。硝煙*火中，蔡元培強撐病體，親自組織、指揮上海三個研究所向內地撤退。
11月1日，國民黨軍隊在淞滬戰場上敗像已現，各路大軍奉命撤退或正在轉移途中，蔣介石緊急召集會議，說根據外交部的情報和意見，九國公約聯盟將於11月3日在比利時首都開會，這次會議對中國的命運關繫甚大，隻要中國軍隊在上海繼續頂下去，九國公約**就有可能出面聯手制裁日本，斷其戰略資源的通道。為抓住這一稍縱即逝的歷史性契機，蔣介石決定收回撤退成命，各部重返前線再“支持一個時期，至少兩個星期，以便在**上獲得有利的同情和支援”。
為配合政府這一戰略決策，11月2日，蔡元培帶頭與上海交通、同濟、暨南等大學校長黎照寰、翁之龍、何炳松，以及中央研究院氣像研究所的竺可楨等**教育界、科學界人士，聯名致電比利時九國公約會議，強烈呼吁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日本對華侵略，嚴懲日本違反**公法、肆意摧毀中華民族文教機關之暴行。但歷史讓人們看到的是，無論是蔣介石還是蔡元培，都隻是一廂情願，結果是公理未能戰勝強權，希望全部落空。奉命中途返回上海再戰的中國軍隊，於混亂中遭到日軍精銳重創，兩個星期的時日未到，中國軍隊開始大規模潰敗。12日，上海淪陷。
就在上海淪陷之際，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已由總干事朱家驊和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字孟真)共同組織撤往重慶；蔡元培滿懷悲憤與憂傷，乘一艘外國油輪獨自一人從上海趕往香港，準備轉赴重慶與傅斯年等人彙合。由於一路顛簸漂蕩，年高體衰的蔡元培抵達香港後身體不支，被迫滯留在港島療養休整，暫居於跑馬地崇正會館。
翌年2月，蔡元培一家老小逃出淪陷的上海乘船抵港，全家遷往尖沙咀柯士甸道，蔡元培化名“周子餘”隱居下來，平時謝*一切應酬，但仍遙領中央研究院事務，並通過各種渠道密切關注著中研院的命運，同時為未來的生存與發展計謀籌劃。據蔣夢麟回憶說：“蔡先生晚年表現了中國文人的一切優點，同時虛懷若谷，樂於接受西洋觀念。他那從眼鏡上面望出來的兩隻眼睛，機警而沉著；他的語調雖然平板，但是從容、清晰、流利而懇摯。他從來不疾言厲色對人，但是在氣憤時，他的話也會變得**快捷、嚴厲、扼要——像法官宣判一樣的簡單明了，也像絨布下面冒出來的匕首那樣的尖銳。”正是具有這樣一個人格，隱居香港的蔡元培精心策劃組織，於1938年2月底在香港主持召開了中央研究院自上海、南京淪陷以來 **院務會議。浙江省**兼中研院總干事朱家驊，以及所屬的丁西林、李四光、竺可楨、傅斯年、陶孟和等10位所長如期赴約，共商御侮圖存大計。面對眾人顯現的慷慨悲歌之氣，蔡元部頗為欣慰，精神為之大振。此次會議確定了戰時院務工作的許多重大策略與生存發展方針，對未來作了前瞻性籌劃，與會同仁莫不深受鼓舞。
當淞滬抗戰爆發、上海告急之時，極富遠見的蔡元培就派人趕赴雲南昆明與當地政府有關部門接洽，希望把中央研究院在上海的三個研究所搬到昆明繼續工作。雲南方面表示歡迎並樂意提供路費，但作為交換條件，中央研究院下屬的工程所等相關機構，需幫助對方在昆明近郊安寧建立一所利用電爐制鋼的現代化工廠，這一要求得到了蔡元培批準。1938年春，中央研究院工程所等機構，從日本人的鐵蹄下悄然撤離淪陷的上海，隻是限於當時的條件，煉鋼電爐沒能帶出。撤出人員租用外國油輪從香港、河內一路輾轉來到昆明。當時的雲南隻能用高爐和轉爐生產生鐵，中研院工程所到來後，開始在昆明東寺街石橋輔租用民房進行煉鋼實驗，後來為了躲避日機轟炸和市區的擁擠、喧鬧，於滇緬公路昆明至緬甸方向22公裡的橋頭村，建立了一座100畝地大小的工廠，所需設備除自制外，還通過昆明安利公司從英國、美國購進。工廠建成後，於1941年6月煉出**爐鋼，8 月軋出**批鋼。之後，昆明幾乎所有*新興起的大型建築都使用此種鋼材，名震一時的勝利堂、五華山光復樓等**建築，都是在這樣的背景和條件下興建起來的。不過，當這一切到來的時候，蔡元培已經看不到了。
1938年5月20日，蔡元培應宋慶齡邀請，同港督羅富國爵士等人一道，出席由“保衛中國同盟”及“香港國防醫藥籌賑會”於聖約翰大禮堂舉行的美術展覽會，並公開發表演說。——這是蔡元培在港期間**的一次公開演講，其意本為向同胞和**友人話別，離港前往昆明或重慶，奈何因身體衰弱不堪，未能成行，*終病逝港島。
1940年早春，73歲的蔡元培步人了貧病交加的人生暮年，他的生命之火即將熄滅。而此時，偏又遭逢流亡昆明的愛女蔡威廉死於難產的致命一擊。蔡威廉作為一位留法歸國的傑出美術家，自和法國歸來的林文錚結婚後，一直致力於杭州國立藝專的藝術教學工作，滿腹纔華和理想尚未來得及施展和實現，就於抗戰流亡途中撒手人寰。蔡威廉一家在昆明生活得極其艱難，而她本人則死得*加悲慘，在咽下*後一口氣之前還用手在牆上反復疾書“國難，家難……”其撕心裂肺之狀，聞者無不為之動容。
白發人送走了黑發人，而白發人也將尋著女兒的背影飄然而去。1940 年3月3日晨，蔡元培起床後剛走到浴室，忽然口吐鮮血跌倒在地，繼之昏厥過去。兩天後，醫治無效，溘然長逝。
**殞落，舉國震驚。全中國不分政治派別，各界人士均表深切哀悼。國民政府發布褒揚令，以“道德文章，夙孚時望”、“推行主義，啟導新規，士氣昌明，萬流景仰”來烘托蔡元培高山仰止的人格光輝與民族氣節。國民黨在重慶舉行公祭，由黨總裁蔣介石親自主持，接著舉行追悼大會，以表達對死者的追念與哀思。遠在延安窯洞裡的中共**毛澤東聞訊，也向這位對自己當年進北京大學謀到圖書管理員差事有知遇之恩的故校長發表了“孓民先生，學界泰鬥，人世楷模”的唁電，同時發動延安各界舉行追悼大會，發表悼念文章以示尊崇與紀念。一代名流許崇智、廖承志分別受國共兩黨委托，親赴香港致祭，香港各界為之執紼者5000多人。蔡氏遺體於7日下午在香港灣仔摩利臣山道福祿壽殯儀館入殮，10日舉殯，港島各學校及商號均下半旗致哀。蔡元培靈柩初移厝於東華義莊七號殯房，以待運回故鄉浙江紹興安葬。後因戰事迭起，*火連綿，未能成行，遂移葬香港華人永遠墳場。從此，這位“五四元老”、“中國新文化運動之父 ”、“學界泰鬥”，告別了他為之奮鬥的事業，長眠於香江之岸。
蔡元培在民族危急的“大風雪”中走來，又在山河破碎的暴風驟雨中離去；在他到來和離去之後，世界已經不再是原來的世界，中國也不再是原來的中國，他所開創的經國之大業，自由之思想，科學、民主之理念，囊括、兼容之精神，將作為一座屹立在嵐煙霧海中不滅的燈塔，指示著天下儒林士子讀書治學，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將真理發揚光大。P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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