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化_左右手(百年中國的東西潮痕)(精)/敘舊文叢

胡適：痛誡國人要反省 ——兼及講演《苦痛的反省》佚文之發現 1930年代初期，自九一八事變爆發以來，關於國家危機與民族自覺的討論，成為中國公共文化領域的焦點話題。如何面對日本侵略，如何看待民族與** 命運，如何救亡圖存等等，是那個時代軍政要員、工商巨子、社會名流，尤其文士學者們經常要予以評判與思索的命題。胡適(1891—1962)的“三大反省”，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之下誕生的。
所謂“三大反省”，即胡適所撰《信心與反省》《再論信心與反省》《三論信心與反省》三篇文章。
這三篇文章，從1934年6月至7月，接連發表於《獨立評論》103、105、107號之上。文章發表後，迅即引發社會各界爭議，成為胡適涉足政治領域以來，一次特別重要的人生事件，是研究胡適思想脈絡繞不開的一處重要“路標”。
“三大反省”的核心思想，是告誡國人不要妄自尊大，不要輕視日本；要痛定思痛，知恥後勇。胡適強調說：“可靠的民族信心，必須建築在一個堅固的基礎之上，祖宗的光榮自是祖宗之光榮，不能救我們的痛苦、羞辱。何況祖宗所建的基業不全是光榮呢? 我們要指出：我們的民族信心必須站在‘反省’的惟一基礎之上。反省就是要閉門思過，要誠心誠意的想，我們祖宗的罪孽深重，我們自己的罪孽深重；要認清罪孽所在，然後我們可以用全副精力去消災滅罪。
”這樣的論點，應當說鞭闢入裡、深刻而樸實；但放到當時的社會背景與歷史語境中，仍未免讓大多數國人有些莫名其妙。在因“抗日”情境下而勃發的民族激奮情感之下，人們大多習慣於聽從情緒鼓動與信念激進的高調話語，對“反省”之類冷靜低調的語境，會在集體無意識之下產生抵制與漠視情緒。
無論**各界接受與否，可以看到，“三大反省 ”其實就是要求國民冷靜反省與努力實務，不要在空喊抗日口號的激奮情緒中，妄想以所謂“民眾力量” 獲得抗日戰爭的勝利。同時，在“三大反省”的核心思想基礎之上，也確立了胡適這一時期的中日外交策略，即盡一切可能利用**博弈來牽制日本：一方面達成階段性和平，避免中日進入全面戰爭狀態；另一方面，階段性和平所爭取到的時間，要在內部達成統一意志，全力促成**聯盟的形成。換句話說，中日開戰的後果，是中國必敗，中國當時的國力難以主動迎戰；而爭取階段性和平，比直接一*打響的戰爭本身*為艱難。這就是胡適“知易行難”理念框架之下的“和比戰難”的觀點。這一觀點的獲得，並不是胡適在書齋裡空想得出的結論，而是在九一八事變之後，親自走訪面晤張學良、蔣介石等軍政要員之後，纔論證演繹出來的。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直到 1938年9月，胡適臨危受命，正式出任駐美大使之前，這七年間，他基本上一直持“和比戰難”的觀點。
“三大反省”對於胡適而言，是他對九一八事變之後**外形勢的總的研判之結果。在“三大反省” 出爐之前，有一篇《慘痛的回憶與反省》，載於《獨立評論》第十八號(1932年9月18日)，顯然，這是專為九一八事變周年所作。該文總結了國民黨執政以來四五年的轉變，稱國民黨在北伐時曾得多數人的擁戴，但執政後，“這個新重心因為缺乏活的**，缺乏遠大的政治眼光與計劃，能唱高調而不能做實事，能破壞而不能建設，能鉗制人民而不能收拾人心，這四五年來，又漸漸失去做社會重心的資格了”。這是批評國民黨當局的政治腐敗，這是呼吁中國知識分子要奮起，全力擔負起重建社會重心的責任。這可以看作是胡適對國民黨政治的失望，轉而強調國民的自覺與自救；也由此逐漸梳理出了後來“三大反省”的核心訴求——即反求諸己，要求國民以人人反省之自覺來自救，方可再救國。
殊不知，胡適在其“反省論”的構築歷程中，在上述“慘痛反省”及“三大反省”之間，尚有一篇《苦痛的反省》講演稿存在，其內容與核心理念，雖仍是強調反省之必要，但已然是從“回憶”走向“信心 ”的中轉站，是緊接著“三大反省”的雛形。這一稀見史料，就刊載於1933年4月27日、28日的《世界日報》“教育界”版面之上，胡適《苦痛的反省》講演報道及整理稿均在此呈現。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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