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一個不負責任的時代，我們該如何經歷並反對這個時代？《責任的重負》是《戰後歐洲史》之外，托尼·朱特*富盛名的兩部著作之一。
當代*重要的歷史學家和思想家托尼·朱特，以三位重負責任的知識分子，觸及了我們時代思想和道德的困境。
“被遺棄的先知”萊昂·布魯姆、“不情願的道德主義者”阿爾貝·加繆、“局外的當局者”雷蒙·阿隆，三位深度介入政治的法國知識分子，如何以道德責任挑戰黑暗時代？

《責任的重負》是托尼·朱特《戰後歐洲史》之 外最負盛名的兩部著作之一。 在這本書中，他選取了萊昂·布魯姆、阿爾貝· 加繆、雷蒙·阿隆這三位法蘭西精神最優秀的代表人 物，還原他們生活的年代，考察他們的言行與歷史縱 橫嬗變之間的聯繫，討論知識分子與思想史的諸多重 要議題。 托尼·朱特認為，評價知識分子的核心詞應是“ 責任”。這三位道路迥異卻共同擁有“勇氣與正直” 這種道德人格的知識分子，在投入公共生活之後，將 個人利益置於公共責任之下，以獨立的良知發言，以 一致的言行影響現實政治、糾正時代謬誤，並不惜為 此付出沉重的代價，纔有所謂“責任的重負”。 他們活在一個不負責任的時代，但更重要的是， “他們經歷過，並反對這個不負責任的時代”。 可以說，他們不單代表了現代法國的思想和政治 文化中獨特的、令人憬悟的一種聲音，還代表了現代 社會和思想中許多最優秀、最持久的價值——過去是 ，如今也是。

弁言
導論 巴黎之誤
第1章 被遺棄的先知：萊昂·布魯姆和妥協的代價
第2章 不情願的道德主義者：阿爾貝·加繆和曖昧的難堪
第3章 局外的當局者：雷蒙·阿隆和理性的報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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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後記：六十年後，一個*重的賭注
譯名對照表

紙面所書的歷史同親歷的歷史不同，理當如此。
對於親歷歷史的感覺，歷史中人所知比我們*多，但 是，他們大部分人以當時所處的位置，並不適宜理解 身邊正在發生的事情及其緣由。不管我們能給昔日之 事做的解釋如何不**，都得仰仗後見之明的便利， 哪怕這種後見之明對我們完成對歷史的同情之理解而 言，本身就是一個難以逾越的障礙。昔日之事的形貌 取決於一個適時適地采取的視角；而所有這些形貌又 都是局部真理，隻是其中的一部分取得了*長久的可 信力。
我們本能地知道這一點，因為這*好地描述了我 們自己多樣化的生活面貌。但一旦我們認識到這一點 同樣適用於他人，而且，他們對我們生活的解釋也隻 是局部貌似真實的時候，我們就得承認，對錯雜交疊 的個人歷史有無窮多可能的解釋。出於社會和心理上 的便利，我們對個人生活——我們自己以及朋友、同 事和熟人的生活——會持有一個得到**的一致理解 。但是，這一*低限度的認同一致之所以能夠保持， 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多數情況下我們沒有合適的理由 去深究我們安到自己或他人頭上的敘事。除非遇到非 常的危機，否則我們不會自找麻煩，試圖去質疑現在 的我們和過去的我們之間的關繫；況且，大多數人醒 著的時候也很少會去推究我們的歷史之本質與含義， 視其為蓋棺論定的東西*方便，也*安全。而且，即 便我們真的心血來潮，一個勁兒地追問我們過去啥樣 現在啥樣我們何以變成這樣，把自己細細研究一遍得 出結論後下一步又該如何動作，我們與多數他人之間 的關繫仍將維持原狀，他們還是過自己的日子，基本 上不會被這種自戀兮兮的玄想所攪擾。
然而，適用於個人的情況並不適用於民族。一段 共同歷史被賦予的含義，它對當下****的關繫的 影響，有關古往今來各種集體行為和集體決策的獨立 而又相互排斥的說法所占據的道德與意識形態地位， 在世界各民族各**中引起了至為激烈的爭論；歷史 也幾乎總是處於爭議中心，哪怕表面上爭的是現在或 未來，其實爭的也是歷史。在許多地方，**實體之 存在很大程度上就倚仗著這類爭吵；沒有一個得到批 準或一致承認的集體歷史版本能通過爭吵而圖繪出來 ，因為，正是分歧本身構成了這一共同體的基本認同 。
這是個獨特的現代問題。在*古老時代的帝國、 政權和共同體中，正常情況下，政治**不會有多個 發源地，關於誰能掌權、憑什麼掌權的認識也不會有 分歧。作為既存合法性的來源之一，“歷史”是** 的——由是觀之，我們現在所說的“歷史”則根本不 是歷史。大部分曾在這顆行星上生活過的人都沒有主 動去接觸過他們的歷史。關於自己緣何成為現在的樣 子，他們的認識都狹隘而實用，與他們的統治者講的 故事——一個他們*多隻能模糊了解的故事——密不 可分。隻要權力和**仍然壟斷於一個家族、集團、 階級或宗教團體之手，對現世的不滿乃至對未來的期 許就仍將受制於有關集體歷史的一種敘述，這種敘述 縱使有時被人恨之入骨，卻不會受到決定性的動搖。
一如我們現在所知，革命性的劇變產生了政治， 也改變了所有這一切。脫胎於革命的一套新秩序，就 像被推翻的舊人舊秩序一樣，其提出的主張和承諾也 需要公信力和合法性，為此，新主子對自己即將君臨 的這個社會和**的歷史肯定也得有自己的一套敘述 。而且，既然對這一敘述而言，首要的是證明**能 導致這種改朝換代的事態惡化和發展過程是正當的， 所以，它不但要宣說自己的政治主張，還得**剝奪 舊秩序政治主張的合法性。由此，現代政治權力高度 仰賴於關於歷史的宣說；結果，歷史成了政治。
通常情況下，這種嬗變很自然地會與法國大革命 時期掛起鉤來，而與大革命本身聯繫*為緊密。因為 不僅法國革命者們自己明白，他們的所作所為從根本 上而言是斷章取義的，就連他們的後繼者和敵人也沿 循這一本能，把大革命本身視為適合進行歷史論爭的 首要陣地。誰能“控制”對法國大革命的闡釋權，誰 就能控制法國，或至少能在大革命後的法國搶占有利 位置，**關於政治合法性的論爭。不單對馬克思及 其繼承人，而且對托克維爾的自由派一繫以及約瑟夫 ·德·邁斯特（Joseph de Maistre）及其反革命兒 女而言，對1789年巴士底獄“陷落”以來的10年法國 史的理解，具有和政治理論與實踐同等重要的地位。
同時，不**於法國——此後兩個世紀裡，對法國大 革命的“恰當”解讀在許多情況下給世界各地的激進 和反動思想制定了意識形態綱領。
但是，大革命是在法國爆發的；政治和公共生活 實踐鑄成的*持久、*具分裂性的後果都落在了革命 發源地，並非全繫偶然。法國是歐洲*古老的單一民 族**。因此，18世紀末的革命者們手頭已有一大把 歷史可以做文章。從那時起，大革命的諸多事件及其 在**造成的後果就提供了一塊***的沃土，那 裡結出了異議、爭鬥和分裂之果，而在這塊土地上， 在這個地理、制度和語言上的身份早已得到確認並固 定下來的民族之中發生的戰爭，使得這種種爭端*加 尖銳，*加你死我活。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