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化_中國的文化與文人

熊十力：昂首天外，揮斥八極 30年代初，我在北大哲學繫當學生，後來又在北大教書，熊先生這30年間，有短暫的時間不在北大，可以說基本上沒有離開北大哲學繫。這30年間，國罹劫難，人遭苦阨，社會相、人心相呈現得*加分明，使人加深了對熊老師為人與為學的認識與懷念。
從課堂講授到書院式的講學記得1934年考入北京大學時，聽高年級的同學們介紹北大的老師們，其中有一位**在家裡上課的老師，是熊先生。比我高兩屆的同學說，他們聽熊先生講課還在北大紅樓。到了我們這屆，1935年始就不在教室上課了。因為他受不了上下課時間的拘束。熊先生認為聽者得不到實際的益處。記得他寫給選他課的同學們的一封信，有“師生蟻聚一堂，究竟有何受益 ”的話，這封信貼在哲學繫辦公室有很長時間。
熊先生鼕天室內不生爐火。北京的鼕天差不多有四個多月，聽課的學生全副鼕裝，坐著聽講。熊先生開的課是兩個學分，也就是兩節課。但熊先生講起來如長江大河，一瀉千裡，每次講課不下三四小時，而且中間不休息。他站在屋子中間，從不坐著講。喜歡在聽講者面前指指劃劃，講到高興時，或者認為重要的地方，隨手在聽講者的頭上或肩上拍一巴掌，然後哈哈大笑，聲振堂宇。有一次和張東蓀談哲學，張在熊先生面前，也成了學生，一巴掌拍在張的肩上，張東蓀不得不眨眨眼，逡巡後退，以避其鋒芒。抗戰時，聽鄭昕先生說他在天津南開中學求學時，聽熊先生講課，他怕熊先生的棒喝，每次早一點到場，找一個離老師遠一點的位子坐下。我纔知道熊先生這種講課方式由來已久。
聽熊先生講課，深感到他是教書又教人，講新唯識論、佛家名相通釋時往往大罵蔣介石讓東北失陷，不抵抗，賣國投降。熊先生不隻傳授知識，他那種不媚俗、疾惡如仇的品格，感染了聽講的人。
顛沛流離中不廢講學九一八事變以後，北平，昔日故都就成了邊城。
日本侵略勢力逐年向華北延伸。華北之大，擺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熊先生平時深居鬥室，不參與政治運動，但他對同學們的罷課、遊行是支持的。同學們罷課，反對華北獨立，熊先生的課也上不成，熊先生是同情學生的。對胡適強迫學生上課，也表示不滿。七七事變後，北平為日軍占領，熊先生冒險，化裝成商人，乘運煤的貨車逃出北平。隨行的有劉錫嘏（公純），也是北大的學生，一路照料。火車上正值大雨傾盆，衣履盡濕，他生怕熊先生感受風寒，幸好未生病。熊先生輾轉到了武漢，又到了四川壁山縣。這時已是1938年的鼕天。
熊先生從北平脫險後，住在壁山縣中學裡，中學校長鐘芳銘歡迎熊先生住下。熊先生的學生錢學熙夫婦、劉公純也隨熊先生留在那裡，熊先生沒有閑著，寫他的《中國歷史講話》。賀麟先生和我從重慶南溫泉去壁山看望他。熊先生興致勃勃地談他的《中國歷史講話》的內容梗概，大意是講“五族同源”說。在民族危急存亡關頭，對中華民族的熱愛，促使他不知疲倦地撰寫他的這一著作。我們去時，熊先生很得意地講述了他如何撰寫“回族”的起源問題。他說，這個問題使他苦苦思考了很久，纔解決的。這時，他已同時著手寫他的《新唯識論》語體文本。由錢學熙譯為英文，劉公純代他抄寫。
在四川8年，熊先生生活很不安定，物價飛漲，大後方民不聊生，熊先生隻好投靠老朋友、老學生，艱難度日，和家屬不在一起。但他沒有**不講學，沒有**不修改他的《新唯識論》語體文本。他看到國民黨橫行霸道，胡作非為，還是指名道姓地罵蔣介石，卻從不顯得灰心喪氣，給人的印像是勇猛精進，自強不息。
熊先生在1939年離開壁山中學，住到南溫泉鹿角場學生周鵬初家。我當時也在南溫泉，每星期天到熊先生住處。後來，我回到昆明，他中間到過嘉定烏尤寺，和馬一浮主持“復性書院”。不久，書院遭到日軍的轟炸，熊先生膝部中彈片受傷，他也離開了“復性書院”，和馬一浮先生還發生過小的不愉快。熊先生回到壁山來鳳驛，與梁漱溟先生住在一起，借住在一所古廟西壽寺。我和賀麟先生同去看過他。那天晚上，梁先生還講述了他到延安，和毛澤東同志在一個大炕上，連續談過8個通宵的事。熊先生這時還沒有忘了講學，韓裕文從“復性書院”退出，隨同熊先生。熊先生對韓裕文也分外關心。按通常習慣，我們對熊先生自稱學生，熊先生命韓裕文稱“弟子”。“弟子”，大概有及門或入室的意思吧。韓裕文是我在大學的同班同學，為人篤實，學問也樸實，對中國的理學、西方的古典哲學，有很深厚的基礎。在熊先生那邊，學了一兩年，因為生活無法維持，不得不離開，到了昆明賀麟先生主持的“西方哲學名著編譯會”當專職的翻譯，每月有了固定收入，略相當於大學的講師。1947年間，赴美留學，因肺癌不治，半年後病逝於美國。熊先生為此十分傷痛。如果天假以年，韓裕文在哲學上的成就必有可觀。
梁漱溟先生在重慶北碚金剛碑創辦了勉仁中學，熊先生被邀到勉仁中學去住。梁先生的幾個學生，黃艮庸、雲頌天、李淵庭等也成了熊先生的學生。這時熊先生也還是修訂他的《新唯識論》語體文本。我在西南聯大哲學繫，利用暑期，在北碚勉仁中學熊先生處住一兩個月。熊先生在北碚除了給勉仁中學講講哲學，還結識了郭沫若先生。郭沫若聽說熊先生愛喫雞，滑竿上捆了兩隻雞去看熊先生。以後兩人通信，討論先秦諸子及中國傳統文化問題，這時郭還向熊先生介紹周恩來同志，他的信上說“周恩來先生，忠厚長者”，願來看望先生。熊先生與郭沫若結下的友誼，到新中國成立後，一直維持著。在北碚時，牟宗三、徐佛觀（後來改為復觀）等都常來熊先生處，牟宗三也住在那裡。
胸懷坦蕩古道熱腸熊先生的老朋友鄧高鏡先生，抗日戰爭期間，沒有到大後方去，北平收復後，熊先生回到北京大學，又見到他。見他生活潦倒，很困難，熊先生自己還約集林宰平、湯用肜諸先生按月給他生活費，由我每月發工資後彙寄給他。這種資助一直到鄧老先生逝世。
抗戰時期南京的支那內學院遷到四川的江津，稱支那內學院蜀院。歐陽竟無先生是內學院的創立者，有一大批弟子。熊先生、呂徵先生、湯用肜先生都從歐陽先生問學。呂先生是歐陽先生的事業的繼承人。
梁啟超當年在南京也從歐陽先生學佛學。熊先生的哲學體繫已突破佛教思想體繫，融佛入儒，歐陽先生認為他背離佛教，背離師說，命人寫《破新唯識論》以駁斥熊先生的學說。熊先生又著《破破新唯識論》。
從此師生不相來往。我和熊先生相處30年間，熊先生談起歐陽先生，總是帶有十分敬意，認為他是一代偉人、有造詣的學者，沒有不滿的言辭，隻是在學術觀點上不一致。歐陽先生在江津病危，熊先生聽說後，還是到江津內學院探視，希望與老師*後見一面。
當時內學院的同仁，認為歐陽先生垂危，怕見了熊先生情緒激動，受刺激，反而不好，沒有讓熊先生與歐陽先生見面。熊先生出於師生情誼，前往做*後的訣別。事後人們談論起這件事，都認為熊先生做得對。
馬一浮先生與熊先生多年來是學術上的知己，互相了解，也互相欣賞。熊先生的《新唯識論》出版時，馬先生為此書作序。文中有“生肇斂手而咨嗟，奘基矯舌而不下”的話，認為此書的見解超過道生、僧肇、玄奘、窺基。抗戰期間在“復性書院”有一段時期有點不愉快而分手，後來抗戰勝利後，兩人友好如初。我和熊先生通信，有些見解，熊先生認為有道理的，也把信轉給馬先生看，馬先生的信，也有時熊先生轉給我。熊先生的生日，馬先生有詩相贈，有雲“ 生辰常占一春先”，因為熊先生的生日在農歷正月初四。
新中國成立後，熊先生在北京時，收了一個義女，命名“仲光”，和他自己的女兒幼光、再光排行。
仲光喜靜，愛讀佛書，幫助熊先生料理家務，抄寫稿子。熊先生一生很少和師母在一起，子女也不學哲學，在北京及在四川，都是獨立生活。晚年有一女兒作為弟子，又能聽他講學，十分滿意。他說“伏女傳經，班女受史，龐女傳道”，今得仲光，又多了一個可以傳道的人。熊先生南下後，仲光留在北京未隨去。
熊先生一生沒有積蓄，有時靠親友的資助，抗戰時期有幾年很困難。熊先生對他的學生凡是去看他的，他都留下，喫住在一起。學生給老師帶點禮物，如帶隻雞，送點藥物，熊先生也不客氣，慨然收下，相處如一家人。但是在學問上有錯誤（對古人的思想理解不對），熊先生也不客氣地指出，從不說敷衍、客氣話。有問必答，甚至問一答十。跟熊先生在一起，令人有虛而往、實而歸的感覺。和熊先生相處，好像接近一盆火，灼熱烤人，離開了，又使人思念難以忘懷。
昂首天外揮斥八極北京大學蔡元培當校長時，依照西方大學的規章，教授要開三門課程。隻擔任一門課的，聘為專任講師，外校教授在北大講授一門課程的，聘為兼任講師。當年魯迅就是兼任講師，我在北大時，清華大學的張申府、金嶽霖先生都擔任過北大的兼任講師，林宰平、周叔迦先生也是兼任講師。熊先生經蔡元培先生介紹到北大哲學繫，是專任講師，每月薪水120元。
那時蔣夢麟主持北大。熊先生的為人，不會與人俯仰，隻是做自己的學問。他這個講師的名義一直繼續到七七事變，離開北京為止。他從不參加繫裡的開學、畢業、迎新送舊的活動。他這個講師，在任何教授面前屹然而立。不論什麼人來訪問，他從不和人談論天氣，一談起來，就是講學問。除學生們前來請教的以外，在北平常和熊先生來往的，有湯用肜、林宰平、蒙文通、賀麟、張東蓀諸先生。都是這些先生到熊先生家，熊先生從不回訪。抗戰時期在重慶，有不少國民黨的達官顯宦來訪，居正是當年辛亥革命時的朋友，陳銘樞從歐陽竟無先生學過佛學，與熊先生也友好。熊先生住北碚時，陳銘樞請熊先生在一個背山面江風景優美的飯館喫飯。熊先生朝江面看風景，陳銘樞面對熊先生，背對著江面。熊先生問陳，你為什麼不看看風景，陳說，你就是很好的風景。熊先生哈哈大笑，聲振堂宇，說：“我就是風景？”熊先生對他們也是講他的“體用不二”的道理。不論什麼人，隻要常到熊先生處，聽他講學，不知不覺地就成了他的“ 學生”了。熊先生有一種氣勢，或者說有一種“境界 ”把來訪的人懾服住。
我的老朋友韓裕文曾對我說過，熊先生告訴他，做學問，不能甘居下遊，要做學問就要立志，當** 流的學者，沒有這個志向，就不要做學問。做學問，要像戰場上拼殺一樣，要義無反顧，富貴利祿不能動心，妻子兒女也不能兼顧。天纔是個條件，但天纔不能限制那些有志之士。他還告誡，青年學者，要愛惜精力，他在勉仁中學寫了一聯贈一青年學者：“凝神乃可晉學；固精所以養氣。”他對韓裕文講過像×× ×，人很聰明，可以成器，他就是愛嫖，這也成不了大器（據說此人現在臺灣）。新中國成立後，*** 同志、郭沫若同志函電邀請他到北京來。熊先生路過武漢，當時***、**等主持中南工作，設宴招待他，他還是講他的唯心主義哲學。到北京後，對人講，**心術不正，怕不得善終。老朋友們勸他不要隨便亂說。到北京後，毛澤東同志給他送了幾本書，還寫了信。熊先生申明，他擁護共產黨，愛新中國，一輩子學的是唯心論，無法改變自己的哲學主張。我們的黨沒勉強他，還出錢幫他出版了好幾種唯心主義的著作。他的表裡如一，愛國、熱愛學術的精神，受到共產黨的尊重。
他住在上海，擔任全國政協委員，到北京開會，他先說明，我保證“三到”（開幕、閉幕、照相），其餘的大小會都不參加。會議期間他有機會去與多年的老朋友敘敘舊，也很高興。他與鐘泰、張難先、呂秋逸過從。**同志也前往拜訪。鼓勵他寫他的書，幫他出版。新中國成立後，熊先生的心情基本上是舒暢的。
以理想滋潤生命以生命護持理想從熊先生和許多良師益友的身上，使我懂得了應當走的路和如何去走。教訓深刻，而又使我銘記不忘的，使我首先想到的是熊先生。熊先生這個人，以他的存在向人們展示了一種哲學的典型。一生坎坷，沒有遺產留給兒孫，家庭關繫處理得也不盡妥善。幾十年來，沒有見他穿過一件像樣的考究的衣服。伙食注意營養，卻不注意滋味，甚至可以說他喫了一輩子沒有滋味的飯，人們認為值得留戀的生活方式，對熊先生毫不沾邊。熊先生博覽群書，不講究版本，手頭藏書很少，可以說沒有藏書。我認識的學者中，熊先生是**沒有藏書的學者。別人也許覺得他貧困，他卻顯得充實而豐足。別人也許認為他不會安排生活，他卻過得很幸福、坦然。他也像普通人一樣，有時為了一點小事發脾氣，過後，卻深自譴責，好像雷陣雨過後，藍天白雲分外清新，他胸中不留纖毫芥蒂，真如古人所說的，如光風霽月。他具有隻有他纔具有的一種人格美。
我常想，是一種什麼力量使他這樣？這裡面大有學問。我感到熊先生在生命深處埋藏著一個高遠的理想，有了這個理想，使他百折不回，精進不已，勇往直前，義無反顧。在四川北碚時，熊先生說他在北平寓所有一副自寫的對聯：“道之將廢也，文不在茲乎。”胡世華同學看了想要，熊先生送給了他。前不久遇見胡世華，問起這件事，他說確有此事，還補充說：熊先生取下這副對聯，在上面寫上“此聯吾自懸於座，世華見而索之”。“文化大革命”之後，不知此聯是否尚在人間。這十個字，充分說明了熊先生的理想。他孜孜不倦，汲汲遑遑，從南到北，開門授徒，著書立說，無非是為了這個理想。熊先生講學，不問對像（有學人，也有官僚政客、商人）是否值得講，聽講者是否真正願意聽，他總是苦口婆心、鍥而不舍地講授。講述的中心，無非是要人們認識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價值。他中年以後，建造自己的哲學體繫後，“舍佛歸儒”。除了在他著作中寫出來的、理論上發現的佛教哲學缺失外，還有一個埋藏在他內心深處的“**因”—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熱愛。有了這種深摯的愛，雖長年病軀支離，卻肩起振興中華文化的責任。這種深摯而悲苦的責任感，是20世紀多災多難的中國愛國的知識分子所**的。對中國傳統文化了解得愈深刻，其深摯而悲苦的文化責任感也愈強烈。這就是熊先生理想的動力。
熊先生抽像思維、辨析名相的功力為常人所不及，《因明大疏刪注》即是明證。但熊先生的著作中反復申明的，倒不在於抽像思維的訓練，而是教人端正學習的態度。他指出學問的精髓不在於言說文字，而在善於體認言說文字之外的中心惻怛的心懷（超乎小我的感情），他一再教人不要把學問當作知解看待，要學會體認心之本體。他在著作中反復叮嚀：玄學不同於科學，中國哲學不同於西方哲學。這裡不存在抬高中國哲學，貶低西方哲學的意思。熊先生隻是提供人們如何正確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一把鑰匙。因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部分，熊先生稱為“玄學”（與西方玄學、形而上學意義不同），它既有思辨之學，又有道德價值觀、美學觀等*豐厚的內容，這些內容確實是近代西方意義的哲學所包容不進去的。
“道之將廢也，文不在茲乎。”這說明進入20世紀，中西文化接觸後，引起中國有識之士的廣泛而深刻的反省。西方侵略**挾其船堅*利的餘威，給中國的經濟生活以破壞，連帶引起社會生活、政治生活以至家庭生活的變革。面臨***的大衝擊、震蕩，發展下去，必然引起知識分子深刻的世界觀的動蕩。春秋戰國在中國歷**曾被認為是個大變革，它與 “五四”以後的變革相比，簡直微不足道。熊先生的哲學的核心問題，與其說它講的是哲學問題，不如說它講的是文化問題、傳統文化的前途、出路問題。
熊先生“棄佛歸儒”，正是由於儒家傳統帶有濃重的民族特色，而佛教（特別法相唯識之學）*多思辨特色。思辨精神與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的關繫不是那麼直接。“為生民立命”，在西方近代哲學家看來，本不是哲學家的事，而中國知識分子則認為責無旁貸。熊先生與歐陽竟無先生的分歧在於：熊先生以佛為妄而舍佛歸儒；歐陽竟無先生在抗戰前後發表的關於《大學》《中庸》的論著，以及對孔孟的評價，也有“舍佛歸儒”的傾向，隻是歐陽先生認為儒家高明博大，佛亦不妄，佛儒交相融攝，*趨向於儒而已。
熊先生為了他的理想，生死以之。他很早就宣稱他不能接受馬列主義，不能相信唯物論。像他這樣一位愛國的知識分子，這是可以理解的。
我和熊先生相處多年，相知甚深。我過去一直是儒家的信奉者。新舊中國相比較，逐漸對儒家的格、致、誠、正之學，修、齊、治、平之道，發生了懷疑，對馬列主義的認識，逐漸明確。在1956年，我與熊先生寫信說明，我已放棄儒學，相信馬列主義學說是真理，“所信雖有不同，師生之誼長在”，“今後我將一如既往，願為老師盡力”。熊先生回了一封信，說我“誠信不欺，有古人風”。以後，書信往來，就不再探討學問了。熊先生歷年給我的信很多，可惜毀於十年劫灰中！學馬列主義，也不能在言語文字上打轉，也要身體力行，這方法和態度還是從熊先生的教誨中得來的。熊先生是我永不能忘的老師。（P5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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