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化_中華文明讀本(精)

儒家道統 ◎牟鐘鋻儒家道統是儒者關於“聖賢之道”即儒學基本原理傳授繫統的學說。儒家學者在聖賢崇拜心理的支配下，對於儒學精要進行長期的反思，在外部同眾家異說和佛老劃清界限，在內部同異端思想及各種偏向劃清界限，以保持儒學基本精神的純潔性、穩定性和連續性，從而推動了儒家哲學發展主脈的形成。
早期儒家即已崇拜古聖王賢臣，認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能夠敬天惠民，合乎儒家的理想，而把自己當作古聖賢之道的繼承者。孔子是儒家的創始人，他“祖榜堯舜，憲章文武”，認為堯、舜、禹、湯、文、武都是順天應運的古聖王，順次第相傳接。孔子稱贊說：堯之為君，“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論語·泰伯》）；舜能“無為而治” （《論語·衛靈公》）；禹則“菲飲食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論語·泰伯》）；周之文武乃是盛世， “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己矣”（《論語·泰伯》），“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 八佾》）。孔子以復興周禮、繼承和發揚周代禮樂文化為己任，在匡地遇險時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論語·子罕》）足見他己經把自己創立儒學看作是先賢之道的繼續。
孟子是儒家道統的重要先驅者，他為了“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對於堯舜之道及其傳授世繫，作了*進一步的闡述。他指出：“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孟子· 告子章句下》），“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離婁章句上》）；堯舜之後是夏禹，“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孟子· 萬章章句上》）；湯又繼禹，行王政，伐不義，“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乃至周代，“文王發政施仁”（《孟子·梁惠王章句下》），“視民如傷”（《孟子·離婁章句下》），武王“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己矣”（《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孟子·離婁章句下》）。孟子特別推尊孔子，稱他是“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孟子 ·萬章章句下》），“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孟子·公孫丑章句上》）；他還引宰我的話，說孔子“賢於堯舜遠矣”（《孟子·公孫丑章句上》）；從而確立了孔子在儒家道統中的至上地位。
孟子所理解的堯舜之道，其中心就是仁政，即仁義之心發為治國之政。他認為，堯舜之道歷代必有聖賢出來為之推動，而聖賢不世出，“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由湯至於文王，五百餘歲”（《孟子·盡心章句下》）。按照他這種“五百年必有** 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的說法，“由周以來，七百有餘歲矣”（《孟子·公孫丑章句下》），論年數則超過，論時勢則當可，而孔子又不曾為世君所用，未能實現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如果天“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與？”（《孟子·公孫丑章句下》）。顯然，孟子以孔子未竟之業的繼承人自居，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實現儒家的社會政治理想。
孔子後學的另一重要代表荀子，同樣以“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之義”為仁人之務，卻又不贊許孟子，認為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 ”（《苟子·非十二子》）。誠如《韓非子·顯學》所雲：“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 兩漢經學有今古文之爭，漢魏有鄭學與王學之爭，都重經而輕道，或論陰陽立神學，或考章句訂文字，在正統儒者看來都有所偏失，故難入道統之列。揚（楊）雄不滿意當時儒家經學的煩瑣、蔓衍和神秘，斥之為“羊質而虎皮”。他要效法孟子，起來捍衛聖道：“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法言·吾子》）但他不贊成孟子“五百年必有**興”的觀點，指出道統之傳，不必拘泥於年數。他極力推崇孑L子，認為仲尼之道“關（貫）百聖而不慙（慚），蔽（塞）天地而不恥”（《法言·五百》），“眾言淆亂則折諸聖”（《法言·吾子》）。他的衛道精神受到後儒贊賞。唐代韓愈在《讀荀》中說：“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 魏晉時期：佛道興起，兩漢的儒學獨尊變成了儒釋道三教並存。直至隋唐，儒家創不出新的哲學體繫，道家、道教和佛教的哲學反而興旺發達，在思想文化高層次上占領了一大片陣地，形成對儒學的巨大壓力。一些儒者由此產生了危機感，企圖重整旗鼓，恢復儒學的正宗地位，以適應鞏固宗法等級制度的需要，這就是唐宋儒家道統重新被提出和被強調的社會文化背景。如果說孟子提倡衛道，是為了在諸子爭鳴中爭取儒家的正統地位，那麼由韓愈開端的唐宋道統論，則是為了在抗拒佛、道的鬥爭中保持儒家的正統地位。韓愈是儒家道統說的奠基人。在此之前，道統之說並不尊顯，而自韓愈在《原道》中明確提出儒學之道的傳授世繫並大力提倡儒學復興之後，儒家道統說纔大行於世，並在宋代為道學家所**和發揮。《原道》開宗明義地揭明聖賢之道就是仁義，並說它在治國之教方面的具體表現為：“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這個儒家之道體現了《大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禮樂文化傳統，而根本不同於否定教化的老莊，以及“外天下**、滅其天常”的佛教。此道由來已久，“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而自孔孟之後，此道隱埋，“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原道》一出，道統中聖賢的序位就此正式排定，即：堯、舜、禹、湯、周文、周武、周公、孔子、孟子，兩漢與魏晉儒者一概排除在外。從此孔孟並提，儒學被稱為孔孟之道。韓愈衛道的感情十分強烈，他“抵排異端，攘斥佛老”，“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進學解》），立志扶樹名教，並以孟子之後道統的繼續者自居。他在《與孟尚書書》中說：“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韓愈並崇孔孟、闡揚《大學》、梳理道統、排闢異端的言行，都對宋代的儒學發生巨大影響，成為從漢學過渡到宋學的重要環節。
P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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