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化_傣族/走近中國少數民族叢書

傣族與中原王朝的關繫自古以來，傣族先民就與中原王朝一直保持著緊密的聯繫。自漢武帝開發西南夷、設置益州郡以來，居住在雲南的大部分傣族先民納入了中原王朝的統治範圍，從此加深了傣族先民與中原王朝的政治經濟聯繫。到了東漢時期，撢國國王“遣使貢獻”，以示臣服。由於深得東漢王朝的賞識，撢國國王雍由調被封賜為“漢大都尉”(邊郡太守)，賜金印紫綬。這一官職的任命及撢國三十餘年連續不斷的朝貢，不僅促進了撢國政權的統一和發展，而且在政治上進一步鞏固了傣族先民與東漢王朝的聯繫。
唐宋時期，南詔及大理地方政權對其屬下的金齒、茫蠻各部實行羈縻政策，並征調金齒各部負擔兵役。這一時期的傣族先民，政治、社會、經濟較之同區域的其他民族群體**，相繼建立了一些地方政權，如：相傳10世紀前後建立起來的聯合王國——庸那迦國，其中，西雙版納境內的“勐泐國”是聯合王國的重要成員之一；同時期，滇西德宏傣族地區也出現了一個由勐生威、勐興古、勐底和勐卯四個地區組成的部落聯盟——“懦賞彌國”；1180年，居住在西雙版納的傣族先民建立了“景龍金殿國”，這是統屬於南宋王朝疆域內的一個地方政權組織，南宋朝廷向景龍國主叭真“頒發一虎頭金印，命為一方之主”。叭真之子即位後被賜封為“九江王”，每年按時向南宋王朝進貢方物，“進貢之禮為九年大貢一次，又五年小貢一次”，與天朝始終保持著密切的臣屬關繫。隨著傣族先民勢力範圍的擴大以及政治勢力的迅速崛起，他們的社會經濟也同時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灌溉農業、金屬業、紡織業以及商業等均有了全面發展。在農業生產方面，普遍使用牛耕和像耕，興修水利，種植水稻，已跨人犁耕農業的發展階段。手工業方面，金齒、茫蠻部落婦女制作的“五色布”因“質優色美”而聞名遐邇；冶煉金屬，制作金屬用品技術的掌握，使得傣族開始跨入了人類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鐵器時代，社會生產力由此得到極大提高，推動了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此外，傣族先民善取鹵制鹽，其地盛產茶葉，也讓他們在經濟發展中處於較為優越的地位。並且，傣族居住地自古就是中國通往印度等國商貿通道的必經之地，這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傣族商品貿易的發展。
元朝初年，忽必烈以昆明為中心建立了雲南行省，將傣族地區全部納人其內地行政繫統，西部和南部傣族先後歸附並被納入行省。為加強對傣族地區的統治，至元十三年(1276)，將原設在西部傣族地區的金齒安撫司升為金齒宣撫司，立金齒六路，分建六路總管府。而在南部傣族地區，元朝統治者以車裡為中心建立了車裡軍民總管府，並在它的西面和南面的一些白夷部落(勐艮、景東等地)相繼建立了一些新的政權機構。泰定帝時，八百媳婦(土司名)降元，元朝在今清邁、清線一帶建立了政權機構。至順二年(1331)，改蒙慶宣慰司為八百等處宣慰司。元朝不僅在怒江、瀾滄江、紅河流域傣族地區設立政權機構，而且還建立了“置郡縣、署守令、行賦役、施政化”及“定租賦、置郵傳、立衛兵”等一繫列制度，對這一地區封建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進作用，同時也大大加強了傣族地區與內地的聯繫。元朝末期，德宏和西雙版納等地的傣族社會動蕩不安，部落間為了土地兼並，爭奪統治權力的大小戰爭持續不斷。滇西麓川思可法勢力在此時迅速崛起，日益強大，由於該政權危及元朝對雲南的統一，元朝統治者采取了許多措施來加以對付，建立了一整套政治經濟制度對其實施統治。
明朝在元代基礎上鞏同和加強其在傣族地區的政治設置。三征麓川之後，思氏麓川政權基本被摧毀，明王朝撤銷了麓川平緬宣慰司，為適應傣族封建領主經濟分散的特點，在怒江以西和以東各傣族地區設立了宣撫司、安撫司、長官司等，以進一步鞏固其統治。此外，在南部設景東、元江等府，威遠、新化等州，以及八百大甸、老撾等軍民宣慰使司，並在1384年改車裡軍民府為車裡軍民宣慰使司，在雲南全省及廣大傣族地區任用土司土官，對傣族地區的統治比元朝 *加深入。1570年，車裡宣慰使刀應勐將其所轄區域劃分為12個提供封建負擔的行政單位——西雙版納(意即十二千田)。此時，是各地傣族經濟文化重大發展變化的時期。首先，在元明王朝加強對傣族地區實施統治的過程中，土司制度的設置，無疑把傣族地區置於同中原一樣的政區制度之下，這不僅鞏固了對傣族地區的統治，促使邊疆和內地關繫進一步密切，而且起到安定邊疆、緩和民族矛盾的積極作用。但是，在封建朝廷的統治之下，傣族人民也面臨著雙重經濟剝削，一方面要深受封建朝廷以差發、朝貢、額外征收、官吏的貪污掠奪等方式所進行的剝削；另一方面，在土司制度下，傣族人民同樣要負擔土司的盤剝。其次，元明以來大量漢族人口遷入，尤其明代是內地人民移居雲南和傣族地區的高潮，造成傣族和內地各族人民進一步的融合與同化。衛所和屯田制的實施，內地封建經濟向傣族地區的滲透，以及**的生產技術、科學文化在傣族地區的廣為傳播，促使傣族地區的封建經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諸如農業生產的不斷發展，發達的手工業，繁榮的商品經濟等等，尤其是史書中所記載的“魚鹽之利，貿易之便，莫如車裡”，* 是展現了當時西雙版納傣族地區的貿易盛況。
清代對雲南少數民族的統治，基本沿襲明代的土司制度，同時也采用明朝統治者的辦法，不斷地進行改土歸流。其原因一是可滿足清朝政府直接統治傣族地區的欲望；二是由於土司制度阻礙了經濟生產的發展。所以，清政府采取了各種策略進行改土歸流。
1840年鴉片戰爭後，在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及大民族主義的壓迫和剝削統治下，雲南邊疆的階級矛盾以及各族人民與外圍帝國主義的矛盾日益尖銳，為此，傣族人民與其他各民族一起投人到了無數次的反帝反封建和反土司的鬥爭中。
P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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