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化_家國情懷/青青子衿傳統文化書繫

樂善好施，顧名思義就是把幫助別人、救濟困難當成是自己的快樂。在儒、墨、道、釋等多種思想的共同作用下，中國自古以來就有著扶危濟困、樂善好施的美德與傳統。孟子曾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在他的《齊桓晉文之事》中，他甚至把同情心的概念從人擴展到禽獸。齊王看到牛要赴死時那種發抖的樣子，一種同情心油然而生，孟子由此推論，對於百姓也該有這種同情心。既然這種同情心是每個人都具備的，那麼“施仁政”“行王道”，就是找到初心、再推至天下的過程罷了。墨家*進一步提倡無差別的“兼愛”。道家、佛家，*是把濟人看成是修行的重要部分——在六道輪回中，善行可以幫助自己的後代或者是自己的來生積累德行，從而成為一種福報。
因此，樂善好施對於古代的士大夫來說，既是修身，又是積福。
東漢的嚴植之，有著極為清高的個人操守。自己輔佐的人獲罪，別人都怕受牽連，避之唯恐不及，隻有他挺身而出幫助發喪。路上遇人病人膏肓，別人都怕被誤解惹麻煩，隻有他連病人姓名都不問，就將人帶回家中去救治。嚴植之的所作所為需要極大的勇氣。蕭子良是南朝***的慈善家。他曾因篤信佛教而招致一些人的非議，但在助人濟困方面，他恰恰將佛教徒的慈悲襟懷展現得淋漓盡致：無論是誰有了困難，都可以來找他；百姓受災，他便拿出自己的錢，大力施救；有人貧病無告，他就在自己家後面加蓋一排房子，免費收留並醫治他們。這些善行，一部分是出於他的責任，*多的則是源於扶危濟困的信仰。辛公義看到當地百姓因害怕疾病傳染而放棄患病的親人，就把病人都接到自己辦公的地方，日夜和病人待在一起，從而證明疾病並沒有傳染性。然後再責百姓以孝悌之義，*終使得當地民風日益淳樸。此類善行不斷湧現，表明古代的賢士大夫從來都是把行善當成人生準則的，所謂“兼濟天下”，除做官要盡做官的責任，讓百姓過上好日子以外，還要利用一切可能在百姓身處困境時造福百姓。
為了*好地勸善，封建社會裡，人們常常宣揚“ 善有善報”“福澤子孫”這樣的宿命論思想。比如《齊東野語·朱氏陰德》中就記載，朱承逸救人、幫別人償還債務的那一年，朱家剛好添丁增戶有了朱服，朱服日後官至中書舍人，而其他子孫也有所成就，讓朱氏一門成為當地的名門望族。此類因果報應的說法在民間流傳甚廣。對此我們應當客觀地看待，陰德也好，因果報應也好，當然是種迷信思想，不值得相信，但是善言善行確實能夠改變人的氣質，影響人的思想，進而成為影響家庭教育的重要因素，有祖輩言傳身教，子孫後代出現幾個小有成就的名人也是可以理解的吧。
修身濟民是知識分子的自覺行為，積德求福是民間行善的強大助力。在這兩種思想的影響下，讀書人樂於行善，民間百姓也同樣認可善行，社會也就逐漸形成了一種以行善為榮、以助人為樂的良好之風。特別是每當盛世，天下太平而無戰亂之時，民間就會出現大量的善人善舉。範蠡作為古代商人的傑出代表，善於致富，*善於“散財”，堪稱古代富商扶危濟困的**人。隋朝的李士謙和唐朝的宋清也都是這樣的富人。特別是藥商宋清經營藥材助人不求回報的故事，生動地詮釋了追求商業利益與承擔社會責任兩者可以兼顧。宋清高價收購良藥，平價賣出，看似利潤微薄，可是當他占領了市場，贏得了口碑之後，醫生就成了他忠實的伙伴，患者就成了他*佳的宣傳渠道，他的生意自然也就越做越大。對病人來說，買藥是來救命的，付得起藥費的人可以得到好藥，治好了病自然會感激他；付不起藥費的人在他這裡也能通過賒欠得到好藥，自然*加感激他。在他眼裡，善心是** 位的，而這恰恰也是醫藥行業的社會責任所在。從這點上來看，宋清的所作所為對當代社會來說也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與上述這些人相比，鄭板橋的善行則兼具傳統與現代的特征。一方面，他的行善還是基於宗族的親疏關繫。在考中進士後，他囑咐弟弟，把薪俸盡散給家族裡的窮親戚和過去的老朋友；向*重要的人表示關心之後，如果還有剩餘，再去幫助其他需要幫助的人。另一方面，他對於施惠者與受惠者在人格上的平等有了*深刻的認識。他說，自己與沒考中進士的老朋友之間**的區別就是自己比較幸運。談到佃農時，他又說“彼稱我為主人，我稱彼為客戶，主客原是對待之義，我何貴而彼何賤乎？”從這兩處都可以看得出，在當時的進步知識分子心中，已經開始有了人格平等的意識。他的善行*不是高高在上的施舍，而是充滿了對受惠者的尊重。互相尊重與人格平等這一點，正是現代慈善的基本特征。
中國古代的行善傳統除民間的個人行為之外，還有著鮮明的自上而下的特征。從西周到晚清，中央政府在從事慈善事業上一直沒有缺位。每當大災來臨，從京城到地方，各級政府都會開倉放糧，賑濟災民，還有些地方政府成立了一種平抑米價的機構，米價賤時收米，米價貴時平價賣出。歷朝歷代也都有鼓勵各級地方政府和民間大戶施粥的傳統。漢代“文景之治 ”時期如此，到北魏孝文帝時期*是如此。宋代是慈善事業發展的高峰，從朝廷到民間，都出現了大量慈善機構。崇寧五年（1106），北宋中央政府詔令在全國推行福田院、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等。南宋理宗寶祐四年（1256），政府又命“天下諸州建慈幼局 ”。在士紳中間則義莊，*典型的當屬範仲淹在蘇州創建的“範氏義莊”。範仲淹早年生活艱苦，和改嫁的母親相依為命。或許跟幼年時的這一段經歷有關，他在晚年創立了義莊，庇護貧窮的範氏族人，避免其流離失所、遷徙他鄉。範氏義莊的規矩詳盡，從錢物的發放，到對倉房、田地的管理，對管理者的監督等，都有具體詳盡的規定。這一義舉也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支持。範氏後人一直嚴守祖訓，使得義莊前後延續八百多年。範氏義莊可謂開啟了古代慈善的一個新時代，很快就成為各地官紳爭相效仿的對像。
當然，中國古代的慈善事業也與中國古代思想一樣，有其難以擺脫的歷史局限性。古代的慈善事業與建立在人格平等與公民的社會責任基礎之上的現代慈善事業存在本質差距。這種情況直到20世紀90年代纔有重大改觀，在短短二十幾年的時間裡，中國現代慈善事業有了跨越式的發展。*近十年裡，城市、鄉村到處都活躍著義工和志願者的身影；許多成功的企業家，也開始把慈善看作是企業轉型升級後的主要工作。相信，隨著人民生活水平和精神境界的進一步提升，中國的慈善事業會有*加光明的未來。P246－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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