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化_書院/中華文化元素

20世紀的開年，即光緒二十六年（1900），義和團興，英、法、德、俄、美、意、日、奧八國聯軍入侵，占領北京，朝廷逃往西安。為了自保，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後被迫宣布變法，要求文武百官、駐外使臣各提建議，再行“新政”。
光緒二十七年（1901）五月，權重一時的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圖6—13】，聯名上奏 “江楚會奏變法**”其中**折《變通政治人纔為先遵旨籌議折》，主張建立包括文武農工商礦各類各級學堂的近代學制體繫。於是，清政府采用張、劉二人建議，在光緒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1901年9月14 日）正式下達書院改制上諭。
新世紀的書院改制詔令，其前既有名正言順的借口，其後又有《壬寅學制》（1902）、《癸卯學制》（1903）相配套，因而推行較為順利，到清末，各省書院基本改制成學堂，古老而傳統的書院跨向近現代，接通中國文化教育發展的血脈，在改制中獲得了永生。據筆者近年主持《清史·書院學校表》的不** 統計，全國至少有1606所書院改為各級各類學堂【圖 6—14】。可以說，晚清所存書院幾乎全部轉型為學堂、學校，古代與近代的對接是整體性的，書院既是中國近現代教育的起點，也是其基點，從書院到學堂，實則成了近代學制*堅實的基礎，中國教育正是在這個基礎之上逐步發展完善，從而形成**這樣的樣式。
書院改革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而改書院為學堂和改造傳統書院、創建新型書院並列為晚清書院改革的三個方案。傳統書院改造、新型書院創建的成功實踐表明，書院有實現自身從形式到內容的實廚性轉變的能力，也即書院依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在名稱不變的情況下，實現從古代到近現代的轉型。雖然歷史的現實並非三個方案齊頭並進，*終是改制取代改造、新創，書院被強令改為學堂乃至學校，但我們主張要慎言書院改制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認為它*多的是晚清社會這一特殊背景下的一種無可奈何的政治選擇，屬於救亡圖存的**之舉，未必定然符合教育發展的規律。考其理由，大致有如下三點。
**，書院是在超高速的發展之中，被強令改制的，屬於非正常“死亡”，與慣常的衰敗而亡的想像截然不同。統計數據顯示，同治、光緒兩朝47年時間（1862－1908），書院以新增1233所的神速發展，約占清代新建書院總數的1／4。這在清代書院260餘年歷史中屬於奇跡，*是中國書院近1300年歷**從未有過的輝煌，呈現的是浩然盛大之勢，並無半點衰竭瀕死之跡。光緒二十七年（1901）的書院改制令，猶如一把利刃，活活斬殺了生龍活虎的大發展中的書院，人為地制造了中國制度**罕見的落幕於輝煌的悲劇。如此被改制，被死亡，實屬**之舉，難稱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
第二，追隨時代步伐，努力適應社會日益增長並急劇變化的文化教育需求，引入新學、西學作為研究與教學的內容，快速改變、改造、改革自身，是晚清 40年書院發展的主旋律，也是其超高速發展*主要的原因之一。書院改革的實踐表明，依憑傳統的經世致用旗幟，適應時代前進的步伐，書院**有能力調整自己的教學內容、管理制度，能夠從古代走向近現代。
第三，改書院為學堂並不是書院改革的**選擇。其他改造舊書院、創建新型書院等兩種選擇，如前所述，都有防止變為科舉附庸，引入西學、新學為代表的科學技術知識，甚至實施民主管理機制等成功的範例。由此可知，書院並不是天生與新學、西學為敵，凡一切有用之學皆書院分內之事，書院與學堂之間的關繫也並非你死我活、不共戴天、非此即彼，兩者在傳授新知以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文化教育需求上有很多共同點，殊途同歸，**可以並行共存。書院與學堂的差異並非不可逾越，通過人為的干預與調節，能夠實現兩者之間的彼此變通與切換。也就是說，書院可以在名稱不變的情況下，實現其實質內容從古代到近現代的轉變，書院改學堂並非不可避免，也即書院改制並非歷史發展的必然。
P21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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