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化_錢幣/中華文化元素

武帝之造白金，是因為連年擊胡，又水旱之災頻發，“縣官大空”，“於是天子與公卿議，*錢造幣以澹用”（《漢書·食貨志下》）。王莽以白銀為貨幣，則是另外一番景像。首先，王莽以白銀為貨幣，像以龜貝為貨幣一樣，自有其復古思想的根源。其次，在王莽的“寶貨”制體繫中，龜貝早已不在貨幣序列，甚至連寶物都算不上，驟然身處貨幣之列，朝夕之間難以齊備。而黃金早在王莽登上帝位之前，就禁止列侯以下的私人蓄積，“寶貨”制雖然規定了黃金一斤值錢一萬，但此時是有價無市。因此，如果不把白銀列入“寶貨”的體繫中，這個“寶貨”制就隻能是空有其名了。*後，王莽的幣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搜刮富豪的財產，此時的少府內，應該積累了相當數量的白銀，利用它們進一步聚斂民財，當是王莽的又一重要策略。
除此之外，西漢文獻中，偶有提及白銀者。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金布律》有采銀納稅的記錄；《漢書·食貨志上》載晁錯言：“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貢禹也說：“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為幣” 。這些記載中，白銀往往與黃金、珠玉並提，主要是因其所具有的價值，貢禹所謂“為幣”者，當主要是指銅錢而言，因為除了武帝時期一段很短暫的時間外，西漢沒有用銀的記載，而珠玉用為貨幣就*無可能。故秦及西漢時期，除上述兩個特殊時期外，白銀尚未取得貨幣地位。
東漢關於白銀的記錄不多，但相較西漢已有改觀。《後漢書·班超傳》：“昔蘇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為沒西域。”《後漢書·西羌傳》載：“（安帝永初五年）秋，漢陽人杜琦及弟季貢、同郡王信等與羌通謀，聚眾人上邦城，琦自稱安漢將軍。於是詔購募得琦首者，封列侯，賜錢百萬，羌胡斬琦者賜金百斤，銀二百斤。漢陽太守趙博遣刺客杜習刺殺琦，封習討奸侯，賜錢百萬。而杜季貢、王信等將其眾據樗泉營。侍御史唐喜領諸郡兵討破之，斬王信等六百餘級，沒人妻子五百餘人，收金銀彩帛一億已上。”又載：“延光元年春……安帝假金印紫綬，賜金銀彩繒各有差。”安帝延光四年（125 ），宦官孫程等擁立順帝有功，順帝封十九侯，《後漢書·宦者列傳》“孫程”條雲：“加賜車馬金銀錢帛各有差。” 考察東漢文獻有關白銀的記載，有以下特點：首先，全部與黃金並用，可見兩者性質在當時相若，應該都具備貨幣的職能。其次，涉及價值尺度、儲藏、資財、賞賜、酬謝、賄賂、聘金等七個方面，雖然與黃金、銅錢的全面性還不能相比，每項功能的事例也往往隻是一條，但相比秦漢時期而言已是巨大進步。
再次，東漢文獻中，用銀記錄*早出現於章帝章和元年（87），稍晚見於和帝永元二年（90），但這兩條文獻所示，都是在少數民族地區，應該與少數民族地區的傳統有關，未必能說明中原的情況。東漢用銀記錄集中出現於安帝以後，占全部用銀記錄的80％，而且已有較多中原的事例。因此可以認為，東漢白銀的貨幣職能，在安帝以後越來越受到重視，地位迅速上升。
三國之時，白銀的地位進一步鞏固並有**黃金之勢。《三國志·魏書·三少帝紀》載，正始元年（ 240）七月詔雲：“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銀雜物，將奚以為？今出黃金銀物百五十種，干八百餘斤，銷冶以供軍用。”說明白銀已具購買與支付功能。
又載，嘉平五年（253）八月詔雲：“追封（郭）修為長樂鄉侯，食邑干戶，謚日威侯，子襲爵，加拜奉車都尉；賜銀干餅，絹干匹。”賞賜已變為銀、絹，白銀地位的上升毋庸置疑。因此，從東漢中後期開始到三國時期，白銀的貨幣職能得到了充分肯定，地位提升並得到鞏固。
山東青州、臨淄曾出土過一批漢代銀鋌，多為長條形，亦有束腰船形者，有“中元二年”“中元二年考工所造”“光和四年左尚方造”“建和二年上郡亭侯口口公行銀匠王升銀匠左宮銀匠吳口”等銘文。對於這批銀鋌，學術界頗有爭議，一般認為是真品，或者至少有真品存在。日本學者加籐繁先生在《唐宋時代金銀之研究》一書中，提出兩點疑問：其一，長條狀鋌形金銀見於唐宋之後；其二，字口新而鋌身舊，疑為後刻。他認為這類遺物當屬宋元時代以後。據彭信威先生《中國貨幣史》一書中提供的船形銀鋌的照片觀察，此種銀鋌應該出現於宋元以後無疑。
P9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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