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憾的是，我來到*國的時機很不合宜：整個國家正處在革命風暴的風口浪尖上。或許有人會將這一時刻稱為“偉大的時代”，甚至有人還會為“曾經親身經歷過”而感慨終生；但對於遠見卓識者而言，如此充斥著暴力變革的時代卻是唯恐避之而不及。面對當前發生的諸多非同尋常的外部事件，絕大多數人失去了內心的寧靜：他們人浮於世，接近不是原來的自己，對西方而言也不具有代表性；而一個真實的自己卻被完接近全地遮掩了。試問：在那一段恐怖歲月或“七月革命”期間發生的暴力事件對於那些愛好和平的巴黎市民究竟有何意義？接近沒有。他們隻是群眾運動中的演員，而且僅此角色而已。當然，也還是會有一些特例，隻有置身於這樣的一個大時代裡方能彰顯英雄本色的“海燕”，它們“貨真價實”，備受追捧，但數量卻要遠遠少於人們的想像。對於絕大多數人而言，在特殊情況下的行為舉止並不具有任何意義的代表性。例如，幾乎......

赫爾曼·凱澤林（1880～1946），舊譯蓋沙令，德國社會哲學家。出生於愛沙尼亞的世襲伯爵家庭，祖父是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顧問，祖母是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財政大臣之女。從小在貴族環境下長大的凱澤林對其家世頗為自豪：“我的父親是一位典型的俄國貴族”，稱自己生來就具有“征服者和統治者的本性”。[ 梁凌益：《蓋沙令到*國來干什麼？》，載《學習與批判》1974年第5期，第18頁。]
青年時代，凱澤林遊學於歐洲各國，博覽群書，及至觸及豪斯頓·張伯倫的《19世紀的基礎》，開始矢志攻讀哲學。他首創了一種超越國家、民族、文化的松散哲學，兼采眾家之長，化為己用。在他看來，哲學並非僅僅為了認知世界，更重要的在於人類自身的完善。始於1911年的環球旅行是保成其形成松散哲學思想的重要契機。通過與各民族文化的直接接觸和對話，凱澤林逐漸擯棄了歐洲學者慣有的西方中心主義，能夠以平等眼光看待非西方文化中的積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