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歷史_中國歷史的教訓

30東周諸子與古希臘智者之比較春秋戰國與古希臘時期都湧現出一大批賢哲學者，創造出一繫列五彩繽紛的理論學說，尤其是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是中國歷**文化*燦爛的時期，然而，這隻是表像，它與古希臘智者的學識內涵差異很大，兩者對中西方社會此後的發展產生了*然不同的重大影響，在一定程度上致使中西方古代社會的基本發展道路大相徑庭。
古希臘智者學說的核心內容是——知識。“哲學”這個詞，希臘原意是 “愛好智慧”，希臘人所說的“智慧”，包括一切科學和技藝的知識，所以，希臘哲學一開始主要研究的是自然哲學，智者們都對世界的產生與組成諸奧秘進行探索，提出自己的看法。如米利都學派諸人提出水為世界萬物之原質，或氣是萬物的基質，或萬物都出於一種簡單的元質。赫拉克利特相信火是萬物的原質。畢達哥拉斯認為萬物都由數字組成，從而發現了一些數學和幾何學定理。德謨克利特提出萬物都是由原子構成的，原子的種類是無限的，是永遠運動著的。
到前五世紀，隨著雅典民主制度的興起，智者在蘇格拉底“認識你自己 ”格言的啟發下，逐步開始轉向研究人類社會自身的問題。由於上述文化傳統關繫，他們在研究社會、**與政治、經濟時，依然注重其中的知識與智慧問題。到亞裡士多德開始將具體科學與人文哲學分離開來，不過依舊相當重視各類自然學科知識。我們知道，他不但在政治學、歷史學、倫理學、修辭學諸方面成就斐然，在邏輯學、天文學、物理學、生物學、心理學、醫學各方面也同樣成果累累，其《形而上學》一書開始的**句話就說：“求知是人類的天性”。
而東周諸子學說的核心內容是——政治，且大都鄙視自然學科知識。孔子的思想核心是維護周禮，孟子在性善論的基礎上主張施行“仁政”，荀子主張性惡論而禮、法並重。儒家學子，雖然在一些政論問題上各有歧見，但在崇尚政治人倫之“禮義”，貶抑探索天地自然之“物理”和生產技藝這一點上卻是一脈相通的，從而構成了“重政務、輕自然、斥技藝”的儒學傳統。老子主張“返璞歸真”，“無為而治”，提出許多高度抽像的政治哲學原理，包含君主南面之術，否定其他一切知識和技巧。莊子也要人們不必作無止境的知識追求，喜好虛無主義的逍遙。墨子思想的主要觀點為“天志”、 “尚同”、“尚賢”、“兼相愛、交相利”、“非攻”、“節用”等，主張專制主義統治體制。法家是權力崇拜者，君主的專制**高於一切，除執著農、戰，迷戀權術而外，幾乎排斥其他所有的知識。
古希臘智者對各類知識都有探究的興趣，不滿足現狀而不斷深入研究，不但使科學文化不斷進步，政治道德方面也以正義、智慧、善良、勇敢為目標。而東周諸子卻把精力幾乎都放在君主政治方面，都自認為已經找到了***真理，不容弟子乃至他人有絲毫的懷疑，不但與科學無緣，且其政治主張主要建立在相關的倫理道德觀之上，與宗法等級秩序內涵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由於求知與治政的出發點不同，其認識世界，認識人類角度**不同，必然造成其理論學說在世界觀本質方面的差異。所以，西方學子的核心問題是探究世界各個領域中的奧秘，而中國上古學子的核心問題是指導君主如何統治百姓，隻有楊朱是另類。
產生這麼大差異的社會背景：古希臘智者先哲的社會地位是自由民，多為富有的奴隸主貴族，是私有制生產方式的獨立操作者。他們無需為了生活去賣身投靠某些政治首腦，認為個人追求良善生活是自足的，與**政治生活無關。原子論哲學家德謨克利特有一句歌頌民主政治的名言：“在民主制度下貧窮生活也比在專制制度下享受幸福好，正像自由比受奴役好一樣。” 他終身孜孜不倦地研究科學，在雅典居住時沒有參與任何政治活動。正如他的另一句名言所說：“我寧願找到一個因果的說明，而不願獲得波斯的王位。”亞裡士多德是亞歷山大的老師，他並沒有依靠這位帝王學生追求過任何政治權勢。同時，一般古希臘城邦的行政官員都是義務職，他們也並不組成為某個行政首腦統一領導之下的“政府”，乃至也不形成對有關首腦的依屬關繫。加上一些城邦較為嚴密的監督機制，希臘公民參加國事活動並非能得到許多物質特權。所以，希臘智者*大多數都終身研究學問，很少去擔任官職而從政，這後來成為西方社會的一種文化傳統。總之，由於知識分子在政治與經濟上的獨立地位，他們可以自由地思考著各種問題，而不為任何權勢者或官方的觀念所束縛。
而東周時期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迥然不同。由於當時由貴族領有制轉向諸侯國所有制，一般士人沒有獨立的私有經濟地位，需要依附於掌握經濟特權的君主或貴族大官僚，而成為其政治上的附庸。孔子說：“學也，祿在其中矣。”其學生子夏則宣布：“學而優則仕”。表明當時學習的目的就是做官，而做官即幫助君主進行統治，所以，學習知識就是學習治政的本領。孔子一生憑其學識在不斷求宦任官，他的學生子路、子貢等人也都在各諸侯國為官。孟子同樣帶領學生，曾一度為齊卿。荀子遊學於齊，為稷下學宮祭酒，後適楚為縣令。墨翟曾為宋大夫，許多墨家子弟也到處求仕為官。法家李悝、商鞅、申不害、李斯諸人，大都苦說君主而為各國重臣。老子也曾做過周朝的史官，*有許多道家學者與法家結合，闡發黃老經法之學，而為齊國的稷下學士。隻有莊子身世較為撲朔迷離，略顯隱士的風範。
當時數萬之眾的知識分子，可以說，*大多數都求食於君主、官宦之家，成為其忠實的臣屬，為其出謀劃策，乃至為了各自的利益，不惜出賣靈魂。縱橫家的處世哲學便是不管何國何主，不擇縱、橫何策，有奶便是娘。法家商鞅進說秦孝公，連用帝道、王道、霸道諸說，以窺探統治者的口味。自然也有少數“從道不從君”的耿直之士，然而，世道的艱難，前途的坎坷，令他們往往改變初衷，就連孔子也會求宦於自己鄙視的魯國季氏、衛國靈公，荀子甚至贊成要學會“恃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
中西方上古時代思想成就的區別，主要體現於其中的科學含量方面。在希臘智者的自然哲學思維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後各門科學的胚胎。而中國傳統文化在“天人合一”的怪圈中，隻產生一些技藝與“玄學”，與科學搭不上邊。如天文學是占星術，數學是算術……直到後來的四大發明：造紙與印刷術，為的是記載和傳播有關君主政治的信息而發明的技術。**，是道士為君主統治所煉長壽丹藥過程中的附產品。而指南針，是風水先生在觀察和預測某群體的有關政治命運時所用的玩弄玄虛的道具。由此可以解釋，為什麼中國古代四大發明出現較早而其中卻幾乎不存在推動社會發展的潛力。
中國士大夫階層非但不屑懂科技，乃至仇視科技，這一狀況到近代*為突出。
在社會人文研究方面，諸子百家都以傳播已知真理的化身自居，而古希臘智者仍大多以探索者的姿態出現，兩種思維言說方式的文化成果同樣大相徑庭。由於古希臘智者各自的經濟地位與獨立人格，他們的政治立場也各異，基本上對各種政治制度都有相當程度的批判，如亞裡士多德的《政治學》等，為民主、法治建設的不斷完善提出一些準則，為人類社會政治研究的科學性奠下一定的基礎。而東周諸子由於各方面的局限，隻是對君主政治提出自己的各類辦法，提倡各種以愚民為基石的“人治”主張與措施，大都把人的價值**放入君主政治中去考量，基本以君主統治的安穩性甚至專制性作為其價值目標，認為個人存在的價值僅僅在於服從君主與社會的需要，基本不懂個人權利與人格尊嚴，這種百家爭鳴的思想內涵實質是百家邀君主之寵。
在中西方上古社會思想界如此迥異的認識論世界觀的演進之下，亞裡士多德的名言“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成為西方社會知識者的一般行為準則，發展出一繫列近代科學精神；而中國古代士人主要尊崇君主統治社稷的穩定是**位的原則，主張實行愚民政策，擔憂民智發展會對專制統治構成威脅，乃至動搖“國本”，所以，堅持“克己復禮”、“為尊者諱”諸信條，形成了“權力主宰”、“獨尊儒家”的文化傳統。P125-P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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