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歷史_一看就懂的大漢史：修訂版

經過“文景之治”，西漢社會穩定，經濟發展，累積了百萬“貫朽而不可校”的京師之錢和多如山積“腐敗而不可食”的太倉之谷。城市物豐民富，當時的長安城比西方的羅馬城大三倍之多。漢武帝就是這樣坐在金山銀山上開始了他波瀾壯闊、雄奇瑰麗的政治生涯。
漢武帝少年即位，野心勃勃，立即發布求賢詔，先後召集了數百名來自全國各地的文學賢良，請教興邦之策。武帝先後頒布三道詔書，究“天人之際”，問“古今之變”，求索“治國之道”，史稱“天人三詔”。他還鼓勵天下吏民直接上書給皇帝，建言獻策，朝廷還專門設置了管理上書事務的公車司馬令，稱為“公車上書”。其中，文學賢良董仲舒針對“天人三詔”連上三篇策論，史稱“天人三策”。
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統一思想，並倡言“君權神授”，主張“三綱五常”，以神權、政權、族權和夫權來全面維護封建統治。這種思想正符合野心勃勃的少年武帝的雄心壯志。他采納了董仲舒的建議，並提撥其為江都相，並選用了一批儒學人纔。從此以後，黃老之學等各家思想被排除在官學之外，終止了漢初以來的“清靜無為”的黃老政治，專用多欲進取的儒家政治學說，王道霸道交錯為用，開啟了一個全新的時代。從此，本為民間一家的儒學成為中國社會的正統思想，一直延續了兩千多年，對後世的中國政治、社會、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武帝開誠布公的人纔政策下，主父偃、徐樂、嚴安、朱買臣等政治家都通過上書建言獻策得到重用，成為武帝倚重的能臣。武帝還通過設立太學、鄉學，創建舉賢制度，首開中國歷**繫統選撥人纔制度之先河，形成了對中國後世影響深遠的文官制度。
在廣招人纔之後，武帝還積極著手進行朝廷人纔改組。他首先批準丞相衛綰告老還鄉，任命魏其侯竇嬰為丞相，任命其母舅田汾為太尉，掌管軍隊。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太皇太後竇氏病逝，漢武帝擺脫了舊勢力的束縛，立即擢升田汾為丞相，並清除竇太後安插在朝廷的黨羽，開啟武帝集權時代。
武帝繼位後，開始裁減相權，提高皇權，改變漢初以來君弱臣強的局面。從漢初開始，丞相就是百官之首，相權可以抗衡皇權，以防止皇權的濫用。皇帝也尊重丞相，丞相舉薦的官員可以出任九卿郡守，並且對這些高官有先斬後奏之權。如果丞相沒有犯下大錯，皇帝是不得輕易*換丞相的。武帝希望自己獨攬一切大權，實現皇權專制。於是，他在登基後的六年內，先後免除三位丞相，打擊了丞相久任的傳統，對相權形成了予取予奪的**支配權。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武帝再次改革丞相制度，扭轉軍功貴族的專權傳統，任用出身寒微的儒生公孫弘為丞相，隨後封其為平津侯。像公孫弘這樣出身卑微的丞相，沒有權勢背景和經濟實力與皇權抗衡，隻能對皇帝唯命是從。在公孫弘之後，丞相的地位越來越低，朝廷商議大事都可以不通知丞相。不僅地位低，丞相作為“百官之長”，一旦發生大事，會被皇帝問責，成為替罪羊。沙場老將公孫賀被任命為丞相時，他嚇得跪倒在地，老淚縱橫，苦求另選賢能。武帝拂袖而去，沒有答應公孫賀的請求。幾年後，公孫賀因兒子犯罪而被夷滅三族。武帝在位期間共有十二位丞相，多數不得善終。丞相的權力就這樣被消除殆盡。從此之後，漢帝國無為而治的皇帝開始親理朝政，集所有權力於一身，踏上皇權專制之路。
武帝從剝奪丞相的權力開始，一步步削弱朝廷官員的地位。不僅如此，他還增設了有利於皇權統治的內朝制度。他將少府屬下一個主管文書檔案的機構“尚書”提升為參議政事、起草詔令的日常工作機構，與“侍中、中書”聯合組成“中朝”，成為決定**大事的決策機構。後來，他又任用宦官為中書，掌尚書之職；自己親自挑選的天子賓客，如嚴助、朱買臣、主父偃、嚴安、東方朔等人，成為親信顧問，幫助他總攬朝政、控制全國的文武百官。
在調整朝廷內部權力格局的同時，武帝還對中央與地方的權力格局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整頓。
漢武帝時，中央與地方的主要權力博弈還是漢朝廷與諸侯王國的權力之爭。這時期，除了邊遠地區的南越、東越、閩越等少數民族異姓諸侯王國，還有內地的劉氏諸侯王國。景帝期間的七國之亂後，朝廷采取賈誼的“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政策，對諸侯王國削地奪權。到武帝時期，諸侯王國雖然已經無力與朝廷對抗，但並沒有停止與朝廷的爭鬥。
為了擺脫朝廷的控制，一些諸侯王想盡辦法鏟除朝廷任命的官員，如膠西王劉端“殺傷二千石甚眾”，趙國敬慎王劉彭祖捏造罪名將朝廷派遣的相國或殺死或判刑。一些諸侯王驕奢淫逸，危害鄉裡，成為地方惡勢力的代表，激化了政府與地方百姓的矛盾，成為地方上的不穩定因素。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采納主父偃的建議，頒布《推恩令》。這一法令實際上是賈誼“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建議的延伸和法律化。《推恩令》使變小的諸侯國又劃出*多小的諸侯國，實際上是以“推恩”的名義一步步分割其土地和權力，進一步削弱了地方各封國的力量，加強了朝廷對全國的控制。與此同時，武帝還以各種理由對諸侯國剝地奪權，如借口諸侯國所獻助祭的“酎金”的成色不足或分量不足而削地奪爵。武帝還下令不允許任何人私自充當諸侯的官吏，以防止諸侯招攬人纔、結黨營私，並從重制裁朝中與諸侯王結黨營私的官員。這些措施，將諸侯王置於孤立無援並受到監視的境地，使諸侯國的地位和實力受到***的削弱。到武帝後期，諸侯國中，大者不過一郡，小者隻有數縣，並且隻能衣食租稅而不能治民，**沒有條件與朝廷相抗衡。從此之後，終西漢一世，雖有外戚、黨錮之禍，但再無藩鎮之患。
在強化中央集權的同時，武帝還利用酷吏打擊豪強權貴。秦始皇掃除六國之後，曾遷徙山東諸國的豪富到關中。漢高祖劉邦曾遷徙山東十萬戶貴族入關中。漢武帝也曾遷徙豪富大戶到茂陵。由此以來，長安周圍豪強勢力日益強大，一些豪強欺壓鄉民，破壞法紀，加劇了與朝廷的矛盾。在豪強與百姓的矛盾中，社會上產生了一些“遊俠”，他們以義標榜，卻形同盜賊，形成新的惡勢力。
為了對付這些豪強和惡勢力，武帝采取“以毒攻毒”的策略，利用酷吏鎮壓和打擊這些不法的豪強貴族。這些“酷吏”不僅以殘酷的手段鎮壓豪強，也以殘酷的手段屠戮百姓。他們不以事實為依據，不以法律為標準，甚至蔑視法紀，為非作歹。這些酷吏得到武帝的許可之後，“鋤豪強並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經常“拘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武帝正是看重酷吏的殘忍和無所顧忌，纔放手讓他們對付豪強。酷吏隊伍本身也很復雜，有“斬伐不避權貴”“執法行治，不避貴戚”的賢臣，也有脅肩諂笑、阿諛獻媚、貪贓枉法之徒。這些酷吏有些原本就是豪強，有的當上酷吏之後成為豪強。*終，他們也沒有得到好的下場，不少人死於非命。
在任用酷吏打擊豪強的同時，武帝還輔以相應的經濟措施——“算緡”“告緡”，大力征收商人資產稅。西漢初年，高祖劉邦和文帝景帝都奉行“清靜無為”的黃老政治，社會環境寬松，放手讓人們自主經營。一些富商大賈和高利貸者迅速集聚大量財富。他們不僅“不佐**之急”，不願資助朝廷和**的發展，還以財力侵吞小民，挾持王侯貴戚，危害社會穩定。武帝中後期，因征討匈奴，國庫虧空。為了緩解財政危機，漢朝君臣都將目光投向了這些富商巨賈。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武帝頒布了“算緡和告緡令”。所謂“緡”，就是穿錢的繩子。算緡就是規定納稅的辦法；告緡就是舉報逃稅的人。“算緡和告緡令”的主要內容有：讓商人和高利貸者自報財產數額，並以此為據征收營業稅；對手工業者收取營業稅；對非官吏所擁有的車船收取資產稅；不如實呈報資產數額的，一經發現，沒收財產，並罰當事人戍邊一年；有揭發者，以沒收財產的一半作為獎賞；禁止市籍商賈占有土地，違令者沒收土地和財產。
算緡和告緡政策的推行，將富商巨賈的財產轉移到漢朝廷的國庫中，使一些富豪在一夜之間傾家蕩產，緩解了財政危機，一定程度上瓦解了豪強的惡勢力。但是，這種沒收財產的方式也是一種搶劫政策，一些大商人往往身兼官職，憑借特權可以逃避法令，真正受害的主要是中小商人。這種政策嚴重地摧殘了商業，致使人們不敢再聚集財富，而選擇及時行樂。

商品搜索

商品分类

【醫學】

【各大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