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古籍_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

九、從四川調查到廬山會議 1959年初春，調查組來到四川，調查地點是新繁縣（1965年並入新都縣，在成都北面）崇義橋大隊。當時，新繁縣原是一個公社，崇義橋鄉是下屬的一個大隊，第二次鄭州會議以後，分別改為縣和公社。崇義橋是田家英的外祖家，當時還有他的一個舅母健在。因為有這層關繫，便於了解真實情況，就選中了這個地方。田家英覺得，“崇義橋”這個名字有點兒封建味道，便提議改名“大豐公社”。這裡的人們為了紀念田家英，把“大豐”這個名稱一直沿用到**。新繁縣是成都平原*富饒的縣份之一。1956年春天，我和田家英“觀高潮”那次，也曾來到成都附近。但這一次所看到的景像大不如以前了，多少給人一些冷清、零落的感覺。1956年時那茂密的林盤（在每一個居民點周圍長著的竹林），現在隻剩下稀稀拉拉的幾根孤竹，而社員還在根據上級指示繼續刨竹根開地種糧；過去像錦繡一樣美麗的田園有點荒蕪的景像；昔日熱鬧的集市不見了，偶爾遇上一次趕場，上市的農產品也寥寥無幾；社員一群一群地集中在田裡，搞深耕，搬泥巴。每到喫飯的時候，排著長隊，一家一戶地到食堂領飯。晚間，偶爾可以看到少數社員家的煙囪裡冒出縷縷青煙，說明那幾戶社員光景稍好一些，自己在家煮點喫的，填補一下肚子，大多數社員則沒有糧食在家做飯喫。這些都是我們目睹的實際情況。但是另一方面，又聽說新繁縣是畝產千斤縣，大豐公社也是畝產800斤。既然是豐產高產，為什麼社員又這麼缺糧呢？這成了一個謎，是一個不管怎麼算賬也算不清楚的問題。然而謎底，被善於作調查的田家英很快揭開了，這就是虛報產量。虛報產量是全國普遍性的問題，不單是新繁、崇義橋一縣一社如此，可是在四川這是較早揭破這個問題的一個點。這時，毛澤東正在集中力量繼續糾正工作中的錯誤，遏制以刮“共產風”為主要特征的“左”傾錯誤繼續泛濫。繼武昌會議之後，他又召開第二次鄭州會議。田家英沒有參加第二次鄭州會議，但對這次會議的精神是十分贊成的，特別稱道毛澤東關於整頓人民公社的方針：“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田家英深有感觸地說：“還是主席高明，我們在下面調查，搞了老半天，怎麼也提不出這樣大的問題。”毛澤東概括的這幾句話，並不是也不可能是要從根本上突破人民公社的體制。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對於糾正極左政策，調整人民公社內部體制（涉及所有制），進一步煞“共產風”，不能說不是一套積極的高明的政策。 1959年4月初，田家英從四川農村趕到上海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和緊接著召開的八屆七中全會。人民公社問題是會議主要議題之一。在毛澤東主持下，由田家英執筆，起草了《關於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這個文件比第二次鄭州會議決議又有所前進。毛澤東對這個文件比較滿意。會議結束，田家英又返回四川農村，在大豐公社貫徹執行《十八個問題》的規定。不久，毛澤東寫給六級干部的信即4月29日黨內通信下達了。田家英閱讀之後，欣喜若狂。特別是對合理密植和要說真話這兩條，*是***地擁護。當時正要插秧，高度密植還是合理密植，兩種相反的意見爭論激烈。部分干部（他們是忠實執行上級命令的）和一些青年農民為一方，主張高度密植，有經驗的老農為一方，主張合理密植，前者占了上風。如田家英說的，有些人好像著了魔，不根據條件，一個勁兒地搞高度密植，怎麼說也不行。這一回好了，有了毛主席的指示，有了**，可以解決問題了。但是，某些持極左觀點的人卻截然相反，他們不讓向下傳達這封信。擁有至高無上**的毛澤東親自下達的意見，居然可以被人封鎖，可見極左思潮所形成的阻力之大。田家英認定，毛澤東的信符合實際情況，表達了農民群眾的意願，他毅然突破封鎖，立即組織向全公社廣播這封信。這封信在農民和基層干部中引起巨大反響。大豐公社大部分沒有按上級要求的密植程度插秧，農民有了積極性，很快完成插秧任務。田家英的魄力和勇氣，博得人們的稱贊。他的這一行動，*非那種畏首畏尾，缺乏膽識，前怕狼後怕虎的人所能做到的。這一點，倒有點像毛澤東的脾氣。後來，當調查組離別大豐公社的時候，8月6日那天，我們特地拜訪了新繁縣的老縣委書記，一方面是告辭，一方面想聽聽縣裡對調查組有什麼意見。那位老書記，年過五十，是南下干部，對黨忠心耿耿，全心全意為人民，經常騎著一輛自行車，風塵僕僕，到鄉下調查了解情況，幫助下面解決實際問題。他對“ 大躍進”那一套，包括虛報產量、高度密植很有意見，但是不敢說。那**，他把心裡話都掏出來了，這也表示他對田家英和調查組的信任。（P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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