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是不用向孟德純解釋的，打倒“四人幫”以後，孟德純來K省當**把手，從一大堆秘書當中又把他挑出來當省委書記的專職秘書，正是聽了朱敦武的介紹，不錯，他“造”過朱敦武的“反”。那是一九六六年六七月間，即使是**冷靜的頭腦也會卷進瘋狂的漩渦裡面，何況朱敦武確實有官僚主義，脫離群眾的毛病。在K省“造反派”開始所謂的“清君側”，爭取知情人的時候，他是**個出來揭發朱敦武的人。當然，他思想上也曾痛苦地鬥爭過好幾天：是聽中央的話，還是聽朱敦武的話？朱敦武待他很好，把他從一個一般干部要到身邊當秘書，參與省上所有的重大機密。“宰相家人七品官”，省委書記的秘書走出省委機關就可以當個縣委書記。一九六四年，中央提出培養接班人的口號後，朱敦武就有過把他外放到一個市當市委副書記的考慮，隻是因為後來的一連串政治運動纔擱淺的。然而，私人的情誼終究不能抵擋來自北京、來自兩報一刊的鼓動。盡管他私下認為兩報一刊所批的東西並沒有什麼錯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純學術討論”、“放”等等不是什麼“修正主義”，而是馬思主義，但在讀到“當前我國的主要矛盾是廣大革命群眾和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派的矛盾”的社論後，他想到，和廣大革命群眾站在一起總沒錯，終於毅然決然地在批判朱敦武的大會上站出來揭發了他的領導。他揭發的，是朱敦武在經濟上冒進，在階級鬥爭上搞擴大化的錯誤。而朱敦武“左”的錯誤到了“造反派”的手上卻一變而為“右”的罪行；用帽子來改變事物的本質，是的詭辯術。於是他一下子成了“反右”的“革命左派”，在混亂的時勢裡，莫名其妙地成了K省機關“造反派”中較有影響的人物。到了十月，對“走資派”的武鬥急速升級，鄰省省委的三個書記，兩個被關押起來，一個被打死，這場運動的破壞性明顯地暴露了。這時，他一方面利用自己的影響暗暗地保護朱敦武的人身安全，一方面趁到北京串聯的機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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