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經濟_中國古代商號/中國傳統民俗文化政治經濟制度繫列

明清的商業明朝初年，政府一直忙於恢復元代留下的社會經濟的爛攤子，直到經濟有所恢復和發展，商業纔好不容易走出低谷，再登高峰。清中葉社會經濟得到進一步發展，商業隨之進入一個*新*高的階段，出現了第三次飛躍。鴉片戰爭失敗後，中國一步步地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商業同時也蒙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色彩。
從明前期到宣德（1426—1435年）景泰（1450— 1457年）時，商品經濟曾經一度相當繁盛。然而自此之後，隨著統治者越來越嚴重的貪欲，商稅逐漸加重，並增“市肆門攤稅”（營業稅），設立鈔關、征船料稅，又加上工關稅，恢復了竹木抽分，重新對外國貿物及本國土貨征收實物稅。“和買”再次變成低價抑買。金花銀（明代稅糧折帳的銀兩）每石米纔折交銀一兩，為以前的4倍。茶、鹽等法逐漸混亂不堪，正德（1505—1521年）時*是在京城內外開設“皇店 ”，和民間商業爭利。其中甚至有聚娼尋樂的“花酒鋪”，根本不顧及禮教世風。社會經濟再度走下坡路，階級矛盾日趨激化，農民起義全面爆發，*終震撼了腐朽的封建傳統商業模式。自此，統治者纔決定考慮革除一些弊政，自嘉靖（1522—1566年）時開始，明朝歷史開始走下坡路。
明朝後期，統制者所進行的*好的改進舉指包括：廢除工役制、實行銀行役以及推行一條鞭法。以銀代役制度從弘治（1488—1505年）時開始施行，然而當時還不是**普遍。嘉靖八年（1529年）正式** 廢除輪班制，一律改納“班匠銀”；後由政府出錢雇人充役，納銀數有所減輕。自此以後，廣大工匠的技術與產品投入市場，發展並提高了民間的私營手工業，推進了一度遭受打壓的商品經濟的繼續發展。在全國推行的一條鞭是在萬歷九年（1581年），時任丞相的張居正提出，的其內容就是在清丈土地的基礎上將原先依照戶、丁派役的辦法改為按丁、糧（田賦稅糧）派役，然後和其他雜稅合編在一起，計畝或計丁全部折換成銀兩上交官府。在大多數農業地區，因為丁役部分歸人田賦，使無地或少地的農民減輕了生活負擔。農民為了多得貨幣用來繳納“鞭銀”，就按照市場需求，因地制宜，種植那些*值錢的經濟作物，農產品商品化的傾向增長迅速。明後期商品經濟取得* 大的發展，與這兩種制度的實施有很大關繫。
明末清初之際，由於連年戰爭，導致全國上下到處一片慘淡的景像。接著清政府為了防範鄭成功的抗清勢力，*是實行了嚴厲的海禁政策，制訂了沿海無人區的遷界措施。清政府擔心人民力量會對清廷統制造成威脅，便對礦山嚴密封禁。東南城市*是限制絲織業的發展，監視織工與市民的活動。所有這些舉措都嚴重制約了商業的恢復與發展。*不可忽視的是清代用白銀作為貨幣，銅錢作為輔幣，白銀因而不斷流入燕京與邊外以及富商大賈達官污吏之手，很大部分被這些人窖藏起來。貨幣無形中減少流通，而征稅還是依舊用銀，導致流通中貨幣嚴重短缺，物價飛漲，市場缺乏活力，交易停滯，這*給商業的發展帶來極大的消極影響。
比宋代*進一步的是，明清時期的農產品商品化程度獲得了很大的提高，其中*突出的是棉花種植面積得到迅速擴大。在明代，河南、山西、山東大部分土地都種上了棉花，黃道婆的家鄉松江地區*是成為全國**的棉花集中產區。清代產棉區又擴大到河北、湖北、湖南、江西、四川等地區。河北地區的冀州、深洲、趙州、定州等地，棉農數量遠遠多於普通農戶。每年“新棉入市，遠商翕集，肩摩踵錯，居積者列肆以斂之，懋遷者牽車以赴之，村落趁墟之人莫不負孥紛如”（乾隆御題《棉花圖》）。甘蔗在福建、廣東、臺灣地區獲得普遍種植，在臺灣是“蔗田萬頃碧淒淒……一望茏蔥路欲迷”，所產蔗糖*遠銷售到日本南洋。明萬歷時纔在福建、廣州一帶種植的煙草，到了清代已經推廣到全國各地，福建產煙區種煙* 是占大部分土地，南方的湘、桂，北方的陝、甘也都相繼產煙。清代時期，柞蠶獲得大量發展，後經山東向貴州、陝西等地傳播。茶葉在18世紀中出口大量增加後，其生產規模逐漸擴大，僅僅武夷山一地就年產幾十萬斤。商業因為農業商品性生產的發展，獲得非常好的物質條件。
棉花、甘蔗、煙草、桑等經濟作物的飛速發展，極大的抑制了糧田種植面積，導致這些經濟作物集中產區的糧食不夠自己日常使用，急需餘糧區的接濟；再加上城市工商業人口的激增，對糧食的需要量*多，以至於江南地區必須從兩湖、江西、安徽等地運進遠調糧食。俗諺說：“湖廣熟，天下足”，糧食產銷路線的改變得到明確反映。清代時甚至從遙遠的四川購置米糧，關外的糧食同樣也需進關供應直隸、山東甚至浙江、福建地區。廣東在清代時期也成了缺糧大省。廣東地區所需要的大米主要取之於廣西、湖南，臺灣米則經過海路運銷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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