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藝術_中國古代刺繡/中國傳統民俗文化藝術繫列

經過南移的漢族與南方土著人民長期的共同勞動，到了南朝的時候，西漢司馬遷在《史記》中所描述的地廣人稀、生產落後的景像已經大為改觀。
特別是隋朝開鑿大運河，為南北經濟的貫通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條件。當時的朝廷十分注重發展南方的絲綢業，唐大歷二年(767年 )，薛兼訓擔任浙江東道*高軍事長官時，看到農村養蠶不普遍，機織生產技術還比較落後，就從他的部隊中挑選了一批來自北方的未婚士兵，讓他們回家鄉選擇善於繅織的能手為妻，並帶回南方，浙江紹興一帶的絲綢業因此得到了迅速發展。到了魏晉隋唐時期，全國已經形成了黃河流域、四川盆地及長江中下遊三大絲綢產區，為南宋時期絲綢中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礎。
漢代開通的西北綠洲絲綢之路在魏晉隋唐時期達到了鼎盛，而海上絲綢之路也在此時興起，通過絲路貿易，中國同西亞、中亞等地區文化的交流* 加頻繁。正是在這種多元化文化的衝擊下，魏晉隋唐時期的絲綢無論是在生產技術還是藝術風采上，都呈現出一種與以前不同的中西合璧的風格。
以緯線起花，並使織物圖案在緯向得到循環是西方的織造傳統。這種織造技術傳人中國後，堪稱絲織品之冠的織錦由以經線顯花的經錦逐漸向以緯線顯花的緯錦過渡。緯錦的出現在中國絲綢**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它較之中國傳統的經錦*利於圖案的換色與花紋細部的表現。另一方面，在北朝到初唐時期，絲織技術邁上了一個新臺階。這種技術上的發展不僅表現在絲織方面，在印染和刺繡方面也有了很大的進步，各種新的植物染料逐漸傳人中國並在中國種植和應用，各種防染印花技術得到了充分發展，唐代“三纈” 名盛天下。長期以來一支獨秀的鎖繡針法被逐漸淘汰，劈針、直針、釘針等各種新針法開始各領風騷。
頻繁的文化交流，不僅改進了傳統技術，工匠們也通過不斷汲取西方紡織文化的營養，創作出了一些新的絲綢圖案，“陵陽公樣”並不是孤例。首先是紋樣排列的變化，北朝時期，受到波斯薩珊王朝裝飾方式影響，猶如一串串珠子的“聯珠紋”成為晉唐絲綢紋樣的主流。在紋樣的表現內容上，有很多源自西方的題材，比如山羊等動物紋樣和太陽神等異域神祗在北朝時期開始大量出現在中國的絲織品上。到了唐代，絲綢紋樣的題材和藝術風格*為多樣化，寶相花圖案的流行使圖案的主題逐漸向充滿生活氣息的花鳥植物紋樣發展。
文化和技術上的交流與融合，促進了晉唐時期蠶桑絲綢業的大發展，尤其是處於中國封建社會鼎盛時期的唐朝，經濟繁榮，國力雄厚，在吸收大量新元素基礎上形成的絲綢生產技術體繫逐漸形成，並 **了以後的絲綢技術主流，使中國絲綢文化翻開了歷***為燦爛的篇章。
宋王朝建立後，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改變了傳統的輕商、抑商政策，從而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絲綢的流通*加普遍、頻繁。不僅在都市，而且在農村，絲綢的流通也在大量增加。當時的北方傳統絲綢生產區經過“安史之亂”以後長達一個世紀的喋血干戈，絲綢業呈現萎縮狀態。而南方小政權的統治者為了安定社會，經常會實行獎勵耕織的政策，而且南方的氣候、溫濕度等自然條件也都有利於蠶、桑的生長。比如當時割據江浙閩地區的吳越國王錢鏗就“閉關而修蠶織”，為後世太湖流域的蠶絲生產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據史料記載：北宋時全國租稅和上貢的兩項絲織品中，黃河流域和長江中、下遊地區各占全國總量的1／3，長江中下遊地區的絲綢重心地位日益凸顯。特別是南宋朝廷定都於臨安後，隨著政治重心的南移，大批技藝精湛的紡織工匠定居江南，絲綢生產的重心便南移到了以江浙一帶為中心的長江中下遊地區。而這些地區絲綢業的快速發展，以及由於北方少數民族勢力的割據妨礙了陸上絲綢之路的通行，宋代特別是南宋時期，海上貿易成為了絲綢對外貿易的主要途徑。
經過長期的吸收和融合，隋唐時絲綢業經過轉折後形成了一個新的體繫，兩宋時期的絲綢技術主要就是沿著轉折後的方向逐漸完善，並發展出了自己的特色。其中*顯著的一點就是與唐代絲綢艷麗、豐滿的風格相比，宋代的絲綢裝飾*注重輕淡、自然、莊重，自然生動的寫生折枝花、纏枝花以及大量花鳥紋成為圖案的**題材。這時，絲織藝術與人文藝術結合得*加緊密，這在宋代*具代表性的絲織品——緙絲上有著極為明顯的反映。在技術上，當時的絲綢生產技術已臻於完善，形成了一整套從栽桑、養蠶到牽經、絡緯、上機織造的規範。生產工具方面已經有了腳踏繅絲車、高樓提花綾機、羅機等，出現了不少像秦觀的《蠶書》一樣關於蠶織生產的專著。
P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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