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學_中國人的心靈(鮑鵬山文學史)(精)

與“國風”來自於“采詩”的說法相配合的，便是大小雅的來自於“公卿至於列士”的“獻詩”。這種說法也隻是《國語·周語》中“召公諫厲王”一段中的一個孤證，且這“公卿至於列士獻詩”之“詩”，是否公卿列士們的自作，也成問題。況且，就《詩經》中大、小雅部分來看，一些尖銳的諷刺之作，像《小雅·十月之交》中對皇父等七個用事大臣點名揭批，大約也不是“獻詩”的好材料。*有一些詩，據說是寫於周厲王時候，如《大雅·板》《大雅·蕩》《大雅·桑柔》，在厲王以殺人來彌謗的時候，這樣的詩，大約也不好獻上去。
《詩經》的搜集固是一個問題，然而集中起來的詩，要把它按一定的規則編排成書，也需要有這麼一個人—— 哪怕這個工作歷經多人之手，那又是哪些人？*後畢其功的人物是誰？司馬遷說此人是孔子，這當然是*好的人選，但司馬遷並沒說明他這麼說的證據。這個說法也受到後人的質疑。
就《詩經》本身看，它的作者到底是些什麼樣的人，是一個*大的問題，但學術界已不把它當作問題，大家一致得過且過了。但這確實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抗戰之前，朱東潤先生在武漢大學的《文哲季刊》上發表《國風出於民間論質疑》等四篇文章，對“國風”是民歌的說法提出理據充分的質疑，卻不見有什麼反響。1981年朱先生又把這四篇文章和寫於1946年的另一篇文章結集重新印發，以《詩三百篇探故》的書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但仍沒見什麼回應。我私下認為朱先生一定頗寂寞，他提出了一個問題，卻沒有人來與他討論，他扔出了白手套，卻沒有人拾起來。換一個時地，他再扔一次，仍然沒有人應戰。這種尷尬其實很好理解：大家都不願再惹事，得過且過。因為這事惹不起，大家一齊都躲起來了。
但另一方面，上述種種學術上的疑問卻在很大程度上並不影響我們對《詩經》的欣賞和喜愛。正如一位*世佳人，她吸引我們的，是她的美麗和風韻，而不是她的身份、背景。我們愛她，隻為傾倒於她的風韻和美麗，卻並不是因為了解到了她的出身，也不一定是“學術”地探究到了她美之為美的原因——事實上，正如蘇格拉底早就警告過的，“學術”在“美”這樣的問題上是無能為力的。正如除非我們的聯姻是為了政治、經濟等利益考慮，我們愛一位美麗的女子並不一定看她的門第和背景。純潔的愛情是沒有背景的，真正的文學欣賞也可能正是沒有學術的。
我們是否被感動、被感染，是文學欣賞是否發生的**標準，而我們是否還能感動，或被感染，正是我們是否具有欣賞能力的重要標志。正如一個人對他所追求的*世佳人身世背景的過分關注，會讓我們懷疑他的真正用心一樣，過分學術化的文學研究，也讓我們懷疑他是否有“愛”文學的能力，甚至是否真的愛文學，還是僅僅因為這種“學術研究”能給他帶來世俗的好處。
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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