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學_我的真文字

愚昧作為一種養料談我的七十年代，隻能談我愚昧的歷史。比起“ 無名”、《**》和“星星”這幫人，我真是覺悟得太晚了。事實上，我在心裡對這些人一直帶著一種很深的敬意。因為一談到學畫的歷史，我總習慣把那時期的我與這些人做比較，越發不明白，自己當時怎麼就那麼不開竅。北島、克平他們在西單民主牆，在美術館外搞革命時，我**沉浸在美院教室畫石膏的興奮中。現在想來，不可思議的是，我那時隻是一個行為上關注新事件的人：從北大三角地、西單民主牆、北海公園的星星美展和文化宮的四月影會，到高行健的人藝小劇場，我都親歷過，但隻是一個觀看者。“ 四五”運動，別人在天安門廣場抄詩、宣講，我卻在人堆裡畫速寫，我以為這是藝術家應該做的事。比如黃鎮參加長征，我沒覺得有什麼特別，可他在長征途中畫了大量寫生，記錄了事情的過程，我就覺得這人了不起，他活得比別人多了一個角色。我對這些事件的旁觀身份的“在場”，就像我對待那時美院的講座一樣，每個都不漏掉。
記得有一次我去“觀看”《**》在八一湖搞的詩歌朗誦會。我擠在討論的人群中，離被圍堵的“青年**”越來越近。由於當時不認識他們，記不清到底是誰了，好像長得有點像黃銳，他看到我，眼光停在我身上，戛然停止宏論。我尷尬，低頭看自己，原來自己戴著中央美院的校徽。入美院不久，教務處不知從哪裡找到了一堆校徽，綠底白字，景泰藍磨制，在那時真是稀罕的寶物。我們在校內戴一戴，大部分人出校門就摘掉。我意識到那天出門時忘了摘，於是馬上退出去，摘掉校徽，又去看其他人堆裡在談什麼。
這個對視的瞬間，可以說是那時兩類學畫青年— —有機會獲得正統訓練的與在野畫家之間的相互默許。我既得意於自己成為美院的學生，在崇高的畫室裡研習歐洲經典石膏，又羨慕那些《青春之歌》式的青年**。但我相信，他們一定也會在革命之餘．找來石膏畫一畫，也曾試著獲得進入學院的機會。應該說這兩條路線（覺悟和愚昧）在當時都具有積極的內容。
現在看來，我走的基本是一條愚昧路線，這與我的成長環境有關。和我從小一起長大的同學個個都如此。他們還不如我。一定沒有去過民主牆。這是一個北大子弟的圈子，這些孩子老實本分情有可原，因為我們沒有一個是家裡沒問題的：不是走資派，就是反動學術**，要不就是父母家人在反右時就“自*於人民”的，有些人上一輩是地主、資本家什麼的，或者就是有海外關繫的“特務”。所以，我的同學中不是缺爹的就是缺媽的，或者就是姐姐成了精神病的（在那個年代，家裡老大是姐姐的，成精神病的特別多，真怪了！也許是姐姐懂事早壓力大的原因）。這些同學後來出國的多，我在異國街頭遇到過四個老同學：紐約三個，曼徹斯特一個。這四人中，有兩個是爸爸自殺的。另兩個的大姐至今還在精神病院。（謝天謝地，我家人的神經基因比較健全，挺過來了。）我們這些家庭有問題的孩子，籠罩在天生給革命事業造成麻煩的愧疚中。家裡是這樣隻能認了，偏偏我們的老師也屬這一類。北大附中的老師，不少是反右時差點被劃成右派的年輕教員，犯了錯誤，被貶到附中教書。這些老師的共性是：高智商、有學問、愛思索、認真較勁兒。聰明加上教訓，使得他們潛意識中，總有要向正確路線靠攏的警覺與習慣。這一點，很容易被我們這些“可教育好的子女”吸取。結果是，老師和同學比著看誰*正確。血緣的污點誰也沒辦法，能做的就是比別人*努力、*有奉獻精神，以證明自己是個有用的人。打死你也不敢有“紅五類”或當時還沒有被打倒的干部子弟的那種瀟灑，我們之中沒有一個玩世不恭的，這成了我們的性格。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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