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學_文化品格(周國平散文輯萃)

讀永恆的書人類所創造的精神財富是通過各種物質形式得以保存的，其中*重要的一種形式就是文字。因而，在我們日常的精神活動中，讀書便占據著很大的比重。據說*高的境界是無文字之境，真正的高人如同村夫野民一樣是不讀人間之書的，這裡姑且不論。一般而言，我們很難想像一個關注精神生活的人會對書籍毫無興趣。尤其在青少年時期，心靈世界的覺醒往往會表現為一種勃發的求知欲，對書籍產生熱烈的向往。“我撲在書籍上，就像饑餓的人撲在面包上一樣。”高爾基回憶他的童年時所說的這句話，**貼切地表達了讀書欲初潮來臨的心情。一個人在早年是否經歷過這樣的來潮，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和預示了他的精神素質。
然而，古今中外，書籍不計其數，該讀哪些書呢？從精神生活的角度出發，我們也許可以極粗略地把天下的書分為三大類。一是**不可讀的書，這種書隻是外表像書罷了，實際上是毫無價值的印刷垃圾，不能提供任何精神的啟示、藝術的欣賞或有用的知識。在**的市場上，這種以書的面目出現的假冒偽劣產品比比皆是。二是可讀可不讀的書，這種書讀了也許不無益處，但不讀卻肯定不會造成重大損失和遺憾。世上的書，大多屬於此類。我把一切專業書籍也列入此類，因為它們隻對有關的專業人員纔可能是**書，對於其餘人卻是不**的，至多是可讀可不讀的。三是**的書。所謂必讀，是就精神生活而言，即每一個關心人類精神歷程和自身生命意義的人都應該讀，不讀便會是一種欠缺和遺憾。
應該說，這第三類書在書籍的總量中隻占極少數，但**量仍然**大。它們實際上是指人類文化寶庫中的那些不朽之作，即所謂經典名著。對於這些偉大作品不可按學科歸類，不論它們是文學作品還是理論著作，都必定表現了人類精神的某些永恆內涵，因而具有永恆的價值。在此意義上，我稱它們為永恆的書。要確定這類書的範圍是一件難事，事實上不同的人就此開出的書單一定會有相當的出入。不過，隻要開書單的人確有眼光，就必定會有一些*基本的好書被共同選中。例如，他們決不會遺漏掉《論語》、《史記》、《紅樓夢》這樣的書，柏拉圖、莎士比亞、托爾斯泰這樣的作家。
在我看來，真正重要的倒不在於你讀了多少名著，古今中外的名著是否讀全了，而在於要有一個信念，便是非*好的書不讀。有了這個信念，即使你讀了許多並非*好的書，你仍然會逐漸找到那些真正屬於你的*好的書，並且成為它們的知音。事實上，對於每個具有獨特個性和追求的人來說，他的**書的書單*非照抄別人的，而是在他自己閱讀的過程中形成的，這個書單本身也體現出了他的個性。正像羅曼·羅蘭在談到他所喜歡的音樂大師時說的：“現在我有我的貝多芬了，猶如已經有了我的莫扎特一樣。一個人對他所愛的歷史人物都應該這樣做。” 費爾巴哈說：人就是他所喫的東西。至少就精神食物而言，這句話是對的。從一個人的讀物大致可以判斷他的精神品級。一個在閱讀和沉思中與古今哲人文豪傾心交談的人，與一個隻讀明星逸聞和兇殺故事的人，他們當然有著**不同的內心世界。我甚至要說，他們也是生活在**不同的外部世界上，因為世界本無定相，它對於不同的人呈現不同的面貌。列車上，地鐵裡，我常常看見人們捧著形形色色的小報，似乎讀得津津有味，心中不免為他們惋惜。天下好書之多，一輩子也讀不完，豈能把生命浪費在讀這種無聊的東西上。我不是故作清高，其實我自己也曾拿這類流行報刊來消遣，但結果總是後悔不已。讀了一大堆之後，隻覺得頭腦裡亂糟糟又空洞洞，沒有得到任何有價值的東西。歌德做過一個試驗，半年不讀報紙，結果他發現，與以前天天讀報相比，沒有任何損失。所謂新聞，大多是過眼煙雲的人鬧的一點兒過眼煙雲的事罷了，為之浪費隻有一次的生命確實是不值得的。
1996.7 名人和明星我們這個時代似乎是一個盛產名人的時代。這當然要歸功於傳媒的發達，尤其是電視的普及，使得隨便哪個人的名字和面孔很容易讓公眾熟悉。風氣所染，從前在寒窗下苦讀的書生們終於也按捺不住，紛紛破窗而出。人們仿佛已經羞於默默無聞，爭相吸引傳媒的注意，以增大知名度為榮。古希臘晚期的一位喜劇家在緬懷早期的七智者時曾說： “從前世界上隻有七個智者，而如今要找七個自認不是智者的人也不容易了。”現在我們可以說：從前幾十年纔出一個文化名人，而如今要在文化界找一個自認不是名人的人也不容易了。
一個人不拘通過什麼方式或因為什麼原因出了名，他便可以被稱做名人，這好像也沒有大錯。不過，我總覺得應該在名人和新聞人物之間做一區分。譬如說，掛著主編的頭銜剽竊別人的成果，以批評的名義誹謗有成就的作家，這類行徑固然可以使自己成為新聞人物，但若因此便以**學者或** 批評家自居，到處赴宴會，出風頭，就未免滑稽。當然，新聞人物並非貶稱，也有光彩的新聞人物，一個恰當的名稱叫做明星。在我的概念中，名人是寫出了名著或者立下了別的**功績因而在青史留名的人，判斷的權力在歷史，明星則是在公眾面前頻頻露面因而為公眾所熟悉的人，判斷的權力在公眾，這是兩者的界限。明晰了這個界限，我們就不至於犯那種把明星寫的書當做名著的可笑錯誤了。
不過，應當承認，做明星是一件很有**力的事情。誠如杜甫所說：“ 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做明星卻能夠現世兌現，活著時就名利雙收，寫出的書雖非名著(何必是名著！)但一定暢銷。於是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何許多學者身份的人現在熱中於在電視屏幕上亮相。學者通過做電視明星而成為**學者，與電視明星通過寫書而成為暢銷作家，乃是我們時代兩個相輔相成的有趣現像。人物走紅與商品走俏遵循著同樣的機制，都依靠重復來強化公眾的直觀印像從而占領市場，在這方面電視無疑是一條捷徑。每天晚上有幾億人守在電視機前，電視的力量當然不可低估。據說這種通過電視推銷自己的做法有了一個科學的名稱，叫做“文化行為的社會有效性”。以有效為文化的目標，又以在公眾面前的出現率為有效的手段和標準，這誠然是對文化的新理解。但是，我看不出被如此理解的文化與廣告有何區別。我也想像不出，像托爾斯泰、卡夫卡這樣的文化偉人，倘若成為電視明星——或者，考慮到他們的時代尚無電視，成為流行報刊的明星——會是什麼樣子。
我們姑且承認，凡有相當知名度的人均可稱做名人。那麼，*後我要說一說我在這方面的趣味。我的確感到，無論是見名人，尤其是名人意識強烈的名人，還是被人當做名人見，都是*不舒服的事情。在這兩種情形下，我的自由都受到了威脅。我*好的朋友都是有纔無聞的普通人。世上多徒有其名的名人，有沒有名副其實的呢？沒有，一個也沒有。名聲永遠是走樣的，它總是不合身，非寬即窄，而且永遠那麼花哨，真正的好人永遠比他的名聲質樸。
1997.1 P286-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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