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學_那一張舊書單(精)

那一張舊書單找尋出版的關鍵詞從事出版業久了，腦中塞滿千奇百怪的東西，有一種亂糟糟的感覺。自我解嘲，所以纔是“雜家”麼。心裡卻想，這樣的行業，出人纔難，出錢財難，讓人尊重都很難。學識，商業，見識，修養…… 都不見出類撥萃之處。雜就雜了，哪裡夠得上“家” 呢？說歸說，我還是很愛出版行業的。也是無奈，三十年過去，不愛都來不及了。
我有時深夜無眠，常用的辦法是找一個喜愛的詞彙，反復默念，比如閱讀、閱讀、閱讀……郊遊、郊遊、郊遊……迷離之中，書香四溢，綠草如茵，大腦的緊張得到緩釋，就睡去了。那天又出現失眠的狀況，想一個詞彙吧，哪一個令我青睞的出版關鍵詞，反復誦讀，能讓我輕松下來，安然睡去？作者——難啊，比找金子還難；好書——難啊，比找銀子還難；暢銷——*難了，連上帝都沒有辦法……我越想越精神，干脆坐起來不睡了，這樣的難題，幾宿也想不明白！那些前輩是如何做得好、賣得好、睡得好的呢？讀吧：張元濟、陸費逵、王雲五、陳原、瀋昌文……這些讓我叨念不已的名字，我該怎麼做，纔能夠接續他們的理想？我該怎樣做，纔能夠有一個安穩的睡眠？想著想著。
終於，我找到一個讓我安靜下來的關鍵詞：書單、書單、書單…… 此時，我的呼吸均勻了。我甚至套用起那旬名言：“書單是個綱，綱舉目張。”喃喃自語，就有了昏昏睡意。睡夢中，中國百年出版，一張張讓人感奮的書單紛紛飄來，像春露，像暖陽，像微風，像瑞雪……沒有它們，何談出版？有了它們，出版纔有了意義。我們纔有了編書的依據。
書單的界定此處“書單”，是指人們為了選書而開列的書目。由於選書的目的不同，書單又有“讀者書單”與“編者書單”之分。一般說來，前者的目的是為自己閱讀所用；後者卻是為別人閱讀提供可以選擇的書目。所以後者的含義*復雜、*豐富，它集文化、商業、投資、個人好惡、群體熱點等多重因素於一體，具有很強的預判性與風險性。出版人終日忙忙碌碌，都在忙什麼？條分縷析，就是在找尋那一張所謂好書單——可以承載文化的書單，可以讓讀者喜歡的書單，可以熱賣的書單。
其實編者的書單，或日出版人的書單，還未成“ 書”，它*應該被稱為“選題單”。它的提出大約有兩個來源：一是來自專家的 **，它*注重文化的縱向分析；二是來自出版方的判斷，它*注重文化的橫向比較。縱橫交錯，*終構成選題的出版依據。
本文記錄的“書單故事”，有對出版者產生影響的讀者書單，但是主要在“選題單”。其中有些例子選自我的讀書筆記，有些例子選自我的工作日記。我覺得，以本文的題目為發端，我們可以編一本很好看、很實用的書，使閱讀者產生*多的遐想，去選書，去讀書，去編書，去做書…… 光緒皇帝的書單戊戌變法前，張元濟先生在**衙門供職。他說光緒皇帝喜歡讀“新書”，經常通過總署轉來書單，讓他采購。所謂“新書”，主要是一些譯介西方文化的著作。但那時此類書很難買到，張先生四處借閱，還把自己的書拿出來，呈送給光緒皇帝。
百日維新期間，光緒皇帝曾經在同一日分別召見康有為與張元濟二位。張先生回憶，光緒皇帝對他說過一句話：“ 外交事關緊要，翻譯必須講求。”沒想到，這一些經歷竟然成為張先生後來一生所為的伏筆。
南洋公學譯書院的書單一八九八年十一月，戊戌變法的血跡尚未千涸。
張元濟先生帶著朝廷“革職永不敘用”的大辱，離開京城，來到上海。
經李鴻童舉薦，出任剛剛組建的南洋公學譯書院院長。他到任時，書院已經出版八種譯自日文版的兵書《日本軍政要略》、《戰術學》、《軍隊內務》和《作戰糧食給予法》等。這是一張實用主義的書單，張先生建議改弦易張，開拓*寬的譯書領域。
他開出的**張書單是請嚴復先生譯亞當·斯密《原富》。
他建議為嚴復先生支付百分之二+的版稅，這也是中國*早實行版稅制的實例之一。為此，譯書院出資兩千銀元。
幾乎是譯書院當年百分之二十的開銷。到一九〇四年離開譯書院，加盟商務印書館之前，張先生主持譯書院開出書目六十七種，正式出版不少於三十六種，有《中等格致讀本》、《政群源流考》、《萬國通商史》、《英國文明史》、《美國憲法史》和《萬國政治史》等。
嚴復的譯書單據嚴復先生書札記載，在張元濟先生主持譯書院期間，曾經多次與嚴先生討論翻譯的事情。一八九九年，嚴先生在給張先生的回信中寫道：“(張元濟問)門類以政治、法律、理財、商務為斷，選書*難。有何善策？”對此嚴先生作了認真回復，這些都成為後來張先生進入商務印書館，組織出版“嚴譯名著叢刊 ”的基礎。
嚴譯*重要的書單，包括八部著作：亞當·斯密《原富》、赫胥黎《天演論》、斯賓塞《群學肆言》(即《社會學研究》)、穆勒《論自由》和《邏輯學繫》、甄克思《社會學史》、孟德斯鳩《論法》和傑方斯《形式邏輯》。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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