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學_歷史在你我身邊(精)

看到一篇關於聶紺弩先生的文章，文章作者感慨聶紺弩當年是由於朋友的告密纔被送進監獄。被點名的是一些文化名人，他們本身也長期受到政治迫害。
後來，我又看到這些說法的來源——一位名叫寓真的作者寫了一篇關於聶紺弩檔案的長文。**性的揭秘都是來自文中公布的檔案材料。這些材料顯示，聶先生的罪名部分來自朋友的揭發。
關於道德的討論衝在*前面，因為既然“告”的是“密”，告密者和被告之間應有比較親密的關繫，而告密會有惡果，會帶來懲罰。
把與自己有親密關繫的人，送入一個受懲罰狀態，是人們按常情常理特別不能接受的事情。
這樣的問題也可以說是**性的。前不久，在布拉格研究院負責管理歷史檔案的年輕歷史學家，發現一份1950年的檔案，有米蘭·昆德拉的告密材料，也引起一場軒然大波。被告密的人差點被判死刑，*後被送到鈾礦強制勞動十四年。檔案材料提到是大學生米蘭·昆德拉的揭發，卻沒有留下他的筆跡。而米蘭 ·昆德拉本人否認有過這樣的事情。此案至今還是個謎。
另外，在東西德合並之後，東德檔案公布也一度使得告密問題公開，涉及面之廣，幾乎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原有的人際關繫要重新洗牌，維護*基本社會安定的家庭、朋友、同事和鄰裡關繫等等，都處在崩裂的可能之中，當局不得不暫停公眾對一些檔案的查閱，或者在檔案中隱去告密者的姓名。
因此，有曾經是“政治運動過來人”的學者指出，告密根源是由於幾十年嚴酷的政治運動摧殘扭曲著人性，而人性本身就是復雜的。這樣的揭秘會帶來許多難以料想的傷害，我們應該停止“揭瘡疤”。也有學者認為，告密現像**還沒有*跡，所以，“揭” 有警示作用，讓大家知道，告密是壞事，做不得，做了之後，有**可能會被揭示，會被大家所不齒。那麼，到底如何是好呢？我想，首先要問：為什麼會形成社會的告密之風？大家注意到，在某種社會機制下，會出現大量類似的告密。我想，應該探究的是，為什麼會這樣，所謂告密的要害究竟是什麼？我以為這裡的關鍵不是這個社會是否缺失道德教育和警示警告，而是這個社會是否缺失健全的法制。
大家在討論的時候，有一個概念時常是含混的。
這裡所說的“告密”，並不是說某人犯下刑事重罪，被親近的人正當舉報；而是指某人並沒有觸犯任何法律，卻被告發而導致災禍。
這就是說，關鍵不在於告發，而是“無罪懲罰” 。換句話說，如果在法制健全的社會，哪怕被告發，也不會帶來懲罰和災禍，因為這些言論或行為本來就是“不違法的”。於是告密也就失去意義。
在一個告密流行的社會，“罪與非罪”界限不清，非罪行為會受到等同犯罪的處理。這樣，問題突然就簡單了，不合理的制度在簡化復雜的告密問題。
在一個法制健全的社會，真正的刑事犯罪，對正當舉報有種種法律規定，以避免誣陷。也盡可能對人之常情予以照顧。例如，一個犯罪嫌疑人的直繫親屬，可以有權不出庭提供對自己親人不利的證詞。可是，哪怕是親人，你也不能幫助罪犯藏匿罪證、不能協助逃亡，否則就是共謀罪。比如，在美國也有親屬舉報犯罪的，*出名的是一個校園**手，專給人寄炸彈郵包，寄了好多個了，高額懸賞好多年也沒有破案，*終是他弟弟從他的“宣言”裡識破真相，告訴自己的母親。兩人商量下來，決定阻止親人的犯罪行為，舉報並謝*了獎金。美國社會的大多數人體諒這對母子的內心煎熬，對他們還是很敬重。至於對犯罪集團布下“線民”，*是社會普遍接受的必要措施。因為這裡討論的是嚴重的刑事罪行。
法治社會的*基本要求，是以法律劃出罪與非罪的明確界限。對罪行依法處置，鼓勵正當舉報。而對非罪的言論行為則依法保護。
設想如果處在法治社會中，假如有人去報告說，聶紺弩寫了什麼文章，警察會說，對不起，出版社在隔壁，你走錯門了。假如有人報告領導說，聶紺弩批評了某項政府措施，領導會說，大家都在忙著掙錢，難得聶先生還關心**，批評得可有水平？有水平的話我們給發點獎金。這樣，自然就杜*了我們在討論的、充滿貶義的所謂“告密”。
在我們曾經經歷的多次政治運動中，有層出不窮的“聶紺弩事件”發生，說明社會在那個階段，“罪與非罪”嚴重不分。這種不分是兩方面的，一方面是無罪公民受到嚴酷懲罰，一方面是社會假借法律名義傷害無辜者。告密者隻是病態制度運作中必然會發生的一環。
P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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