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文學_思想國+我是即將來到的日子(精)（共2冊）

1980，在路上的美好年代擁擠的車站，混亂的碼頭，歲尾年關千裡奔襲、穿越風雪的摩托車隊，說到中國農民候鳥一般從鄉村到城市，從異鄉到故鄉，你難免會想起這些奔忙於路上的種種場景。和“出埃及”一樣，“在路上”*是人類永恆的主題。沒有“在路上”，也就不會有希伯萊人的“出埃及記”以及我曾敘述的“出鄉村記”。沒有“在路上”，凱魯亞克的**公路小說也不會流傳為經典，*別說在其後催生出與“在路上”相關的一繫列文化。
1980年代（有人認為八十年代是從1976年到1989年），伴隨著大批青年回城，越來越多的農家子弟也開始試圖進入他們夢寐以求的寬闊城市。
這是一個讓人謳歌的年代。在經過了一個漫長的鼕天之後，萬物開始解凍復蘇，理性與心靈的花朵在朦矓的愛意裡競相綻放。
理性的花朵毫無疑問，此前中國結束“文化大革命”的混亂，告別“兩個凡是”的教條主義與**崇拜便已經代表著某種政治理性的回歸。至於社會理性在什麼時候開始回歸，似乎沒有可量度的標準與標志性事件。不過，找到一些與之相關的社會現像並不難——當然，這同樣得益於政治上的部分解禁。這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許多“政治禁書”、“被流放的知識”重新出現在人們的生活視野之中。盡管禁忌仍在，但不再“知識越多越反動”。
對於那個書籍**匱乏的反智年代裡的悲傷故事，王小波在《思維的樂趣》一文中略有記載：二十五年前，我到農村去插隊時，帶了幾本書，其中一本是奧維德的《變形記》，我們隊裡的人把它翻了又翻，看了又看，以致它像一卷海帶的樣子。後來別隊的人把它借走了，以後我又在幾個不同的地方見到了它，它的樣子越來越糟。我相信這本書*後是被人看沒了的。現在我還忘不了那本書的慘狀。插隊的生活是艱苦的，喫不飽，水土不服，很多人得了病，但是*大的痛苦是沒有書看，倘若可看的書很多的話，《變形記》也不會這樣悲慘地消失了。除此之外，還得不到思想的樂趣。我相信這不是我一個人的經歷：傍晚時分，你坐在屋檐下，看著天慢慢地黑下去，心裡寂寞而淒涼，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剝奪了。當時我是個年輕人，但我害怕這樣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來，這是比死亡*可怕的事。
餘生也晚。和王小波比，雖然我也曾經在鄉下生活了不少歲月，但我似乎要幸運得多。因為當我青春萌發，開始**渴望知識與書籍的時候，正好趕上了流行於八十年代的讀書熱與文化熱。
1980年代的十年，文化熱是中國社會*重要的現像之一。尤其從1984年開始，有關哲學、政治與社會的討論大量增加，文化活動四處開花。一些全國性的學術討論會陸續在鄭州、上海、深圳、武漢等地舉行，許多**大學也都建立了關於文化、文化傳統、儒家以及中西文化對比的研究中心，各地紛紛組織面向公眾的傳統文化講習班，無數關於文化的文章充斥各類刊物，各種文化類書籍擺滿了書店。那個年代還沒有哈裡·波特，但正如陳彥先生在《中國之覺醒——**後中國思想演變歷程》一書中所描繪，1984年到1988年間的中國，南南北北像是中了“文化”一詞的魔法，“文化這個詞與主題成了當時中國真正的時髦”。而19841986這三年鑄就的黃金時代，“由於意識形態環境較為寬松，文化熱可謂如日中天”。和**堆滿大小書店的各類考試學、成功學書籍相比，八十年代人們的讀書生活顯得*有品質。此時，哲學、美學、小說、詩歌、科學等各類書籍紛紛湧現，歐美的各種經典也被大量譯介到中國。諸如薩特的《存在與虛無》、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尼采的《查拉斯圖特拉如是說》、弗洛依德的《夢的解析》等都成了無數纔子佳人的枕邊書。1984年3月，首套“走向未來叢書”12種出版。**批書僅用了4個小時便在成都售罄。3月底，出版社重印了3萬冊，又在幾個月內全部賣光。其後的“五角叢書”，幾年間銷售了1000多萬冊。
盡管仍然實行著嚴格的城鄉分治、一國兩策——九十年代初我離鄉上大學時甚至還必須從家裡寄上一袋大米給學校——但可以肯定的是，八十年代中國鄉村與城市的差距遠不如九十年代以後那麼明顯。那時候，即使一個像我這樣生活在窮鄉僻壤的小學生，也經常有機會被母親帶到縣城的新華書店買課外書。母親識字不多，每次都會請教書店裡的讀書人我挑的書是否真的有助於學習。在我的強烈要求下，有時還會讓隔天進城的村民將我要買而未買的書給捎回來。然而，這個中間環節可能會出問題。比如，有一次我發現有本作文書前面少了幾頁，卻又不好意思責備給我捎書的村民買了一本殘書，隻好將就了。直到幾年後，我纔在無意間知道這位村民因為半路內急，撕了前面幾頁擦了屁股。這個細節在我看伊朗兒童電影《何處是我朋友的家》時總會想起來——成人總是在不經意間毀壞兒童的世界。
拜賜於當年的讀書熱，我在中學的圖書室裡也沒少找到流行於那個年代的經典作品。讓我備感喫驚的是，2008年我重回母校時，發現由於近年來農民拖兒帶女大量外出，當地生源急劇減少，學校因此變得無比蕭條。而當年那間讓我垂涎欲滴的圖書室如今空無一書，像遭了洗劫一樣，隻剩下滿地的灰塵與幾塊斷裂的架板。據留守的教師們說，許多老師都去沿海“打工”了。而當年那位曾經住在圖書室邊上的有志青年，早已棄教下海，遠走他城，終於在2000年後做起了細節管理的生意，寫了一本《細節決定成敗》，幾年間加印了幾十次。
時光悄然流逝。我已經記不清在這所學校讀過什麼書——舒婷、北島、三毛、席慕容、彭斯、歌德、泰戈爾、海頓斯坦、聶魯達、普呂多姆、藍波、雨果？值得慶幸的是，雖然身處鄉下，借著當時席卷全國的文化熱與讀書熱，我還是有機會讀到過幾本即將影響我一生的書籍，有機會親歷《巴爾扎克與中國小裁縫》裡文化相遇之奇境——隻不過，那位*初影響我的外國纔俊不是戴思傑筆下的巴爾扎克，而是英倫島上的雪萊。在我的書房裡，至今仍保留著我在14歲那年買到的楊熙齡選譯的《雪萊抒情詩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年）。正如傅雷的譯者獻辭為羅曼·羅蘭的小說《約翰·克利斯朵夫》錦上添花——“真正的光明決不是永沒有黑暗的時間，隻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罷了；真正的英雄決不是永沒有卑下的情操，隻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罷了。”楊熙齡寫在雪萊詩選後面的《譯者附言》同樣讓我一生受益。① 我相信，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下，每個人在其年少時都可能有著某種兼濟天下的理想。回想起來，八十年代*像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詩歌加論文”的年代——在此之前，寫《未央歌》的鹿橋曾經用“詩歌加論文”來形容他在西南聯大時“有理性，亦有心靈”的美好人生。因為詩歌，許多人在清貧而跳躍的生活中一廂情願地做起了精神貴族。若非如此，你很難解釋為什麼這樣一本薄薄的《雪萊抒情詩選》能夠暢銷10年，足足賣出50萬冊。此前，由於時代的原因，這本詩選從1964年排出清樣到1981年終於出版，足足等了17年。
也正是在這樣一個充滿詩意與想像的年代裡，纔有了海子“從明天起，做一個幸福的人”、“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開”與“姐姐，今晚我不關心人類，我隻想你”這樣溫暖人心的詩句；纔有了《讓世界充滿愛》、《明天會*好》這樣共寫心靈史詩的流行音樂；纔有了雄心勃勃、壯志滿懷的《年輕的朋友來相會》——“城市鄉村處處增光輝”。
九十年代末的一個夜晚，當我偶爾聽到電視裡播放《年輕的朋友來相會》這首老歌，想到當年高唱凱歌的年輕一代如今紛紛下崗，心中竟湧起一種莫名卻又難以抗拒的傷感。然而，即便如此前途茫茫，誰又能否認八十年代他們剛走出時代“黑屋子”時的意氣風發以及向往美好生活的無比赤誠？我在梳理八十年代的記憶時，找到了一些相關的影像志。它們從另一個側面表明那個時候的人們雖然處在一種普遍的貧困中，但是整個社會已經或正在發生悄悄的變化卻是顯而易見的： 1980年8月30號，五屆人大三次會議開幕，在外電報導中，這次會議不再像以前那樣，僅僅是壯觀的政治儀式，而是一次做出重大決策，解決實際問題的人民代表會議。
這次會議**次邀請外國記者參加，並事先舉行了新聞發布會。駐京外國記者感嘆道，上一次召開人代會的時候，外國記者都被送到天津去旅行，人代會就像一次地下會議，甚至不許代表們告訴自己的家屬，隻是告訴代表們要帶些錢和糧票。
在這種氣氛之下，有人擔心自己怕是要遇到什麼麻煩了。這次會議也是充滿直率的、生動的言論的會議，**次出現了人民代表毫不客氣地質詢部長的場面。國外報道的結論是，中國正在謹慎的、逐步的成為較為開放的社會。（《電視往事》解說詞）我說八十年代是一個美好年代，是一個“惡補禁書”的年代，並非要武斷地贊美那個時代**無缺，或者斷定它比現在這個時代好。
畢竟，那個年代同時也是一個流行“清除精神污染”的年代，一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年代，一個可能因為跳舞像馬燕秦一樣被判處死刑的年代① ，一個流行“嚴打”的年代（我的一位初中同學，因為攔路搶劫被*斃），一個由對抗走向激烈的年代。
我上面提到的《年輕的朋友來相會》，同樣以其坎坷見證了時代命運之波折。1979年2月，當谷建芬在家裡為這首歌譜曲時，怎麼也不會想到會受到批判。三十年後，谷建芬坦承這首歌給她帶來了災難。有人認為這是一首反黨歌曲，他們甚至給谷建芬扣了一頂帽子，叫“配合國民黨反攻大陸”，還有一頂帽子是“用資產階級的音樂毒害青年”。而谷建芬的另一首歌曲《燭光裡的媽媽》也被定性為建黨以來*大的反黨歌曲，因為裡面用了這樣一些句子形容“媽媽”——“您的黑發泛起了霜花”、“您的腰身倦得不再挺撥”、“您的眼睛為何失去了光華”、“不願牽著您的衣襟走過春秋鼕夏”等。有人說“媽媽”就像征黨，你把黨說得這麼糟，這還了得。① 那時，在北京舉辦的創作研討會上，電影《小花》的插曲《妹妹找哥淚花流》也被批判為流氓歌曲。
我隻想在此強調，那個心靈與理性的花朵並蒂綻放的年代，在其匆匆落幕、戛然而止之前，人們已經重拾生活的美好理想，緊隨自己命運的召喚，開始追求心中的世界與外面的世界，追求一個甘於平凡的理想的世界。
無論是城裡人，還是鄉下人，剛剛從社會混亂與政治高壓中走出來的他們，已經看到了隧道外的一絲絲光亮，初嘗了長在新時代路邊的一枚枚禁果，像是懷著一種初戀的心情，試著一步步走向開放與自由。而這一切，也正是被圈定在城市之外的農民得以“盲流”進城的大前提。
心靈的歌聲談到八十年代的心靈，“詩歌熱”無疑可以算作其中的一種表現。不過，接下來我*願意回顧那些回蕩在八十年代的老歌。許多老氣橫秋、自詡高雅的人常常批評流行音樂“低俗”，是“靡靡之音”。然而，就是在那個年代，許多人不再做“紅旗下的蛋”，而是做了“靡靡之音下的蛋”。
對於生長在鄉村的孩子們來說，流行音樂首先代表的是公正，其次纔是藝術。它首先是生活的音樂、平民的音樂，它像太陽的光輝一樣，眷顧大地上的每個孩子，不僅照耀都市，也照耀鄉村。與此同時，它又不像革命年代的歌曲一樣強行灌輸於人。畢竟，每個人因為無力抗拒而獲得某種東西，那不是平等。
對於剛剛從**年代裡走出來的中國人而言，八十年代的“流行音樂熱”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即它們或多或少都與“外面的世界”有關。即使是《鄉間小路》與《壟上行》這樣看似本土的鄉村歌謠，也是從臺灣吹來的新風。 “白天聽鄧小平，晚上聽鄧麗君”，有人將中國的八十年代簡化為“雙鄧時代”。八十年代初的中國，鄧麗君與中國*高***鄧小平“齊名”，一個稱“老鄧”，一個叫“小鄧”。前者**政治，是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後者**生活，是中國人的生活與審美回歸常態的標竿；前者讓中國走向開放，後者讓社會回歸多元。告別《紅燈記》裡“打不盡豺狼決不下戰場”的嗜血鬥志，中國迎來了鄧麗君式的溫婉甜美。“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兒開在春風裡??”鄧麗君借著她的“甜蜜蜜”征服了新一代中國人的心。當人性重新舒展，任何橫加指責都已經無濟於事，都已經阻擋不住一個開放而多情的時代卷土重來。
曾經生活在那個年代的人們可以輕而易舉地說出一些當時流行的歌名與歌詞。不需要太細心，你就能發現，那個年代的許多老歌都帶著某種“在路上”的情調。同在藍天與星空之下，從故鄉到異鄉，從鄉村到城市，無論是歡欣還是愁苦，道路的另一端，總是延伸著那個剛剛開放的年代所特有的希望、自由與牽腸掛肚。
如齊秦的《大約在鼕季》：“輕輕的，我將離開你，請將眼角的淚拭去??”；《外面的世界》：“在很久很久以前，你離開我，去遠空翱翔??”；李娜的《人在旅途》：“從來不怨，命運之錯，不怕旅途多坎坷，向著那夢中的地方去，錯了我也不悔過??”；黃家駒的《海闊天空》：“**我寒夜裡看雪飄過，懷著冷卻了的心窩飄遠方??”；姜育恆的《驛動的心》：“曾經以為我的家，是一張張的票根，撕開後展開旅程，投入另外一個陌生??”；費玉清的《夢駝鈴》：“攀登高峰望故鄉，黃沙萬裡長。何處傳來駝鈴聲，聲聲敲心坎。盼望踏上思念路，飛縱千裡山，天邊歸雁披彩霞，鄉關在何方??”；崔健的《花房姑娘》：“你問我要去向何方，我指著大海的方向??你要我留在這地方,你要我和它們一樣??我想要回到老地方,我想要走在老路上。”*動人者當屬文章的《三百六十五裡路》：“睡意朦矓的星辰，阻擋不了我行程，多年漂泊日夜餐風露宿，為了理想我寧願忍受寂寞，飲盡那份孤獨??三百六十五裡路喲，從故鄉到異鄉。三百六十五裡路喲，從少年到白頭??” 與遠行和相思有關的還有徐小鳳的《明月千裡寄相思》，汪明荃的《萬水千山總是情》，姜育恆的《再回首》，費翔的《故鄉的雲》、《海角天涯》以及那首讓所有年輕人眼熱心跳卻又無比釋然的《溜溜的她》??除此之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潘安邦翻唱的蘇芮那首見證時代波折的《跟著感覺走》。時至**，我仍能想起上中學時邊聽這首歌邊趕路的情景。——“跟著感覺走，讓它帶著我，希望就在不遠處等著我。跟著感覺走，讓它帶著我，夢想的事哪裡都會有??” 遺憾的是，正是這首曾經給年少的我帶來無盡輕盈、快樂與青春活力的歌曲，在一個特定的年代裡被認為有罪與不合時宜。
“不要問我從哪裡來，我的故鄉在遠方，為什麼流浪，流浪遠方??”同樣，三毛寫的這首《橄欖樹》曾經讓無數年輕人動容。遠方是希望所在，隻是由於經濟與政治等原因影響，那時中國人能出國旅行者**少，而來自臺灣的三毛，以一種“萬水千山走遍”的隨性與堅毅，為那些喜歡聽她講述流浪故事的人打開了人生的視界。
八十年代的流行歌曲，許多都是情歌。面對“外面的世界”時的忐忑不安，同樣在這些歌曲中表露無遺。這方面，*有代表性的莫過於鄧麗君的那首《路邊的野花你不要采》：“送你送到小村外，有句話兒要交待，雖然已經是百花開，路邊的野花你不要采。” 若干年後，當我辭去**份工作赴法留學時，平時*常聽的是一首法語歌——《Làbas》。這個詞可譯為“遠方”、“彼岸”或“他處”。它是法國**藝人JeanJacques Goldman在1987年翻唱的一首對唱歌曲，很有點《走西口》的味道。其大意是：一位鄉下男子要外出打工，他的未婚妻拉著他的胳膊，勸他說你不要走啊，不要走，外面有太多風雨雷霆、艱難險阻，你不如留下來，我要為你生兒育女，而且，“On a tant d’amour à faire”（我們還有好多愛要做呢）。
盡管送行的場景頗為相似，不過這首歌比“汪汪的淚水肚裡流”的《走西口》要深刻得多。而*讓我感同身受的正是表現在Goldman蒼茫男音背後的那種自由與自我：遠方一切都是新的，自由的大陸，尚待開發，沒有柵欄。而這裡，我們的夢偏狹無比，所以我要遠行??這裡一切已提前安排，我無力改變，這裡一切都取決於你的出身，而我生於貧寒??遠走他鄉需要雄心壯志，在我這個年紀，改變一切還有可能。但有信念和力量，夢想就不會遙遠??在遠方我可能會失去你，留在這裡我將失去我自己。
這是一首贊美自由與開放的情歌，但我*願視之為對同樣生活在八十年代的中國人“出鄉村”的遙遠回聲。毫無疑問，從人類文明的進程來看，“出鄉村”在世界各國都是*普遍不過的事實。區別隻在於，在一個功能正常的**，一個男人從一個地方走到另一個地方，妻子或情人可能會阻攔他，因為“On a tant d’amour à faire”，但是政府不會像小情人一樣拽著外出謀生的男人的胳膊說：“不許走，你要對我負責！” 事實上這種事情並沒少發生。如前文所述，在**的年代，在一個**壓倒社會、政權壓倒人權的**，既無市場經濟，又無市場政治，人們用腳投票與用手投票的權利均被剝奪，不得不做“工用螺絲釘”和“農用稻草人”，隨便挪動自己的位置都算是對集體的“背叛”。而如果你要*食抗議，那就屬於破壞生產工具了。
我念書的中學坐落在千米高山腳下。那時候外出，還沒有女生拉著我的胳膊淺吟低唱“路邊的野花你不要采”，*不會有“On a tant d’amour à faire”。那時我的生活裡沒有花，所有野花也都是別人的。記得是在一個夏日的清晨，我帶著從學校食堂買的幾個饅頭和一本自己裝訂的詩集，孤身一人坐車到一百公裡外的《九江日報》編輯部投稿。那是我**次出遠門。大概正午時分，車子終於停靠在市中心的甘棠湖邊。就在下車的時候，猛然聽見湖對岸傳來了齊秦的《外面的世界》：“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擁有我，我擁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你離開我，到遠空翱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無奈??” 我時常動情於生活中的一些細節，即使是這偶然的境遇也足以令我感恩。回想起來，這是一次多麼**的旅程！遠處的歌聲，時代的心跳，仿佛要將八十年代**次遠遊的你置身於一場記錄時代的大型MTV之中。這些年，我輾轉於不同的異鄉，雖然漸漸忘記了故鄉的一些人和事，甚至連中學時有些同學與老師的名字也已淡忘。然而，十六歲那年**次出遠門時的情景卻歷歷在目，宛如昨時。生命的**，夢想的催促，標刻時代的情歌，久違的怦然心動，都在那一刻交錯、纏繞。而你一個來自窮鄉僻壤的翩翩少年，於恍惚之間竟不知所以，願意將自己的一生交付給文字，以為自己與這個世界的戀愛真的開始了。
每個人都在尋找適合自己的表達方式。若干年後，我之所以中斷寫詩，同樣是因為詩歌不足以表達我自己。如荷爾德林所說，人類充滿勞績，應該詩意地棲居於大地之上。人類不能沒有詩意，不過詩意未必要通過詩歌來表達。*何況，我常常想的是，這個世界包括我的人生並不缺少詩意的描述，而是缺少通向詩意的道路與方法。
沒有人能夠復原八十年代。在這個新時代，政治漸漸讓位於生活，每個人都在為自己的生活打拼，如張雨生所唱的那樣：“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陽下低頭，流著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落，也不放棄自己想要的生活??”（《我的未來不是夢》）時至**，每當我聽到這首老歌的時候，總免不了想起當年初聽它時的情境與心境。恍惚之間，我甚至認為張雨生的這首歌就是唱給我和我們——那些在炎炎烈日下陪著父母忙“雙搶”① 的鄉村少年聽的。他們雖是被“一國兩策”流放或隔離的一群，但一樣有著自己與生俱來的理想與抱負，*受著大地山川、日月星辰的眷

商品搜索

商品分类

【醫學】

【各大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