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他們終於開始做他們*勝任的事情,把興趣轉向國民和公職人員的經驗而非正式機構的問題。即便如此,他們似乎常把官方意識形態,當作有關民族國家的真實而的表述。這很奇怪,因為以這種方式談論“國家”,就是在大多數人予以怒斥的本質主義。對於這種奇怪的自相矛盾,幾乎無人可以幸免。
實際上,多數人類學學者*終發現,一些國民會比其他人更少願意接受官方核準的文化和法律規範。即便在更加的時代,似乎國家通常會依賴由共同對國家本身表達不敬與藐視而產生的團結感。所以,我在本書中明確指出,當下人類學所面臨的挑戰,是透過民族一致性的表面看問題,以便探討創造性異議的諸多可能和限度。不要再把民族國家和本質主義全都看作日常經驗中遙不可及的敵人,而是視為社會生活不可分割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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