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訓與懲罰》被法國哲學家德勒茲譽為“懲罰的神曲”，是福柯幾部引人注目的作品之一。
40年前，在思想和閱讀的閘門打開之後，福柯的名字隨著西方現代哲學的洪流現身中國。他的尼采主義標記尤其引人矚目。對於年輕學子，尼采的“上帝死了”恰恰應和了思想解放的心聲，而福柯的“人死了”則留下了困惑。第二次推動或許來自80年代中期現代“文化研究”的龍卷風。福柯成為文化批評眾多新銳武器之一。
在潮起潮落之際，福柯作品的翻譯始終不輟。從多個譯本的《性史》、兩個譯本的《瘋癲與文明》開始，到至今尚未出齊的法蘭西學院演講繫列，福柯的中譯本構成了一個綿延30年的學術風景線，顯示了讀書人和出版人熱情不滅的旨趣。
90年代中後期和近幾年，福柯熱兩度興起。第一次可以視為被政治商業大潮掃蕩之後學術復興的一個表征。福柯從此進入可以爭議但不可忽視的“學術前沿”。第二次與第一次已時隔20年，但借助影視手段呼應了更廣大的又一代青年的現代生命體驗。福柯作品的生命力映射出中國人的一些現實困境，他的差異哲學、權力/知識/身體政治學、自我呵護的倫理學也提供了跨越代際、走向未來的見識和勇氣。
——劉北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