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序
歐·亨利是20世紀初期美國著名短篇小說家,在約莫十年的時間內,在報章雜志上發表了近三百篇短篇小說。由於作品內容貼近群眾生活,篇幅短小精悍,情節引人入勝,語言富於藝術表現力,甚為讀者喜愛,他被譽為“美國的莫泊桑”。他的一些名篇,如《麥琪的禮物》(又譯《賢人的禮物》)、《警察和贊美詩》、《最後一片籐葉》等,不愧為短篇小說的傑作。
歐·亨利原名威廉·西德尼·波特,1862年9月11日出生於美國北卡羅來納州一個小鎮,父親是醫生。他幼年喪母,與父兄移居祖母和姑媽家,姑媽林娜從小培養他繪畫、寫作、講故事和文學欣賞的纔能。十七歲時他到叔父開的藥房當學徒,兩年後即取得藥劑師的行業執照。1882年,由於健康原因,他去西部得克薩斯州的一個牧場工作,從而獲得了飼養牲口的豐富知識,熟悉了西部民情。1884年以後,他不斷變換工作,做過會計員、記者、土地局的制圖員等,1891年當上得克薩斯州首府奧斯汀第一國民銀行的出納員。
波特於1887年與阿索爾·埃斯蒂斯結婚,次年生一子,生後不久即夭折,第二年又生一女瑪格麗特,妻子的健康情況隨即惡化。
1894年,波特在銀行工作期間,買下了一家名為《滾石》的周刊,發表一些幽默諷刺作品。這份周刊隻維持了一年時間。同年12月,銀行發現波特的帳目上短缺了一小筆款項,隨即解除了他的職務；次年7月,波特被法院傳訊,但尚未定案,他卻取道新奧爾良去拉丁美洲的洪都拉斯避難(因此他後來的小說中有拉丁美洲的題材)。1897年,因妻子病重,波特回到奧斯汀;妻子死後,他在奧斯汀聽候傳訊,1898年,被判處五年徒刑。由於他有藥劑師執照,在監獄中被分配到醫務室工作。他在工作之餘開始寫短篇小說,寄往頗有影響的《麥克呂爾》雜志發表,取得稿酬貼補女兒的生活費用。他用的是筆名歐·亨利,原是監獄中一本法國藥典作者的名字。1901年波特因在獄中表現良好得以提前獲釋,次年即赴紐約專門從事寫作。1903年他與紐約的《星期天世界報》簽約,每周向該報提供一篇短篇小說,同時還為其他雜志供稿。1904年,他第一部小說《白菜與皇帝》問世,它以拉丁美洲一個虛構的小國安楚利亞為背景,揭露美帝國主義推行殖民主義政策,掠奪拉丁美洲國家的自然資源，如水果等。此書名為長篇小說,但結構松散,實際上是幾個短篇的合體(本選集中的《忘憂果與玻璃瓶》即其中的一篇)。接著結集出版的有《四百萬》(1906)、《西部之心》(1907)和《都市之聲》(1908),都是短篇小說集。1907年他第二次結婚,妻子是他童年時代的女友薩拉·林賽·科爾曼。但這次婚姻沒有給他帶來家庭的幸福,他開始酗酒。他一方面緊張地寫作,一方面將已發表的小說結集,同時還企圖將他的小說改編為舞臺劇，(這種嘗試可惜並未成功)因而健康情況急劇惡化,1910年6月5日,在臥床六個月之後不幸逝世。他的另外幾個短篇小說集《善良的騙子》、《命運之路》、《陀螺》等,都是在他死後問世的。
歐·亨利一生困頓,隻有最後十年纔在紐約定居。他平時所接觸的,多屬社會底層的小人物,這些人物自然就成為他小說的主體,其中多的是工人、女店員、公司或其他機構的小職員、窮藝術家、街頭流浪漢、警察、騙子甚至盜賊。當然他也寫商人、小業主、經紀人、小官吏、地方紳士等,但都算不上什麼上流社會的大人物。他是用幽默的筆調,飽含著同情心寫這些小人物生活的不幸的。他將主要描寫紐約市民生活的一個集子取名為《四百萬》,那是他最出色的一個集子,其用意是：構成紐約這個大都市的社會基礎的,並非一般人所認為的四百個舉足輕重的上流人物或大亨,而是紐約市四百萬普通百姓,也就是他的小說裡各色各樣的人物所代表的普通人。從這一點,很可以看出歐·亨利的民主主義思想。歐·亨利自己曾說過:“我的目的在於指出:每一個人的內心都有過上體面生活的願望,即使那些淪於社會最底層的人,隻要力所能及,都願意回到比較高尚的生活,人性的內在傾向是棄惡趨善的。”另一方面,歐·亨利又認為生活裡充滿意料不到的事,因而他的每一篇小說總有一個出乎讀者意料的結尾,然而這結尾又是合乎邏輯、令人信服的。像《麥琪的禮物》裡的一對年輕夫婦,為了互送聖誕禮物互表愛心,妻子賣掉引以自豪的一頭長發,為丈夫買了一條表鏈；不料丈夫卻賣掉了祖傳的金表,買來一套精美的梳子來打扮妻子那已不復存在的美發。兩個人的禮物都沒有派上用場,而這對貧賤夫妻的恩愛卻彌足珍貴。又如《警察和贊美詩》,寫一個流浪漢鼕天來了無法再露宿街頭,一心想進監獄換取三個月的食宿,幾次三番為非作歹,警察卻視而不見,不予理會。等他在一條僻靜的路邊聽到教堂裡傳出的贊美詩的音樂,並受到感染,決心棄舊圖新自食其力時,警察卻無緣無故地逮捕了他。作者通過這個故事,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是非顛倒,黑白不分,而流浪漢也是這種社會的犧牲品,是值得同情的人。歐·亨利寫了一些女店員,多半是從鄉間到城市來謀職的姑娘，拿十塊錢光景一星期的工資,要付房租,有時還要扣罰金,過著半饑不飽的生活。她們有的丟了飯碗差一點餓死(《綠色的門》);有的憑自己有幾分姿色夢想在顧客中獵取到一個大款,則終生有托(《擦亮的燈》);有的平時省喫儉用,一年下來積攢下幾個錢,然後裝扮成貴婦人模樣,找一處旅館度幾天假期,過幾天自由自在的日子,這算是她們之中最幸運的了(《桃源小憩》)。歐·亨利也寫騙子,通過他們揭露資本主義社會的爾虞我詐,如《賣官鬻爵》裡的小騙子上了大騙子的當。他甚至寫盜賊：《同病相憐》裡的竊賊頗有點人情味；《紅毛長的贖金》裡的綁匪非但沒有撈到贖金,反而倒貼了二,因為他們的對手是鎮上“很有地位”的人；而在《我們選擇的道路》裡,作者明寫強盜實寫金融資本家,後者正如綽號“鯊魚”的強盜一樣心狠手辣。
歐·亨利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他對小人物的同情和對上流社會的鞭撻形成鮮明的對比,涇渭分明。在《麥迪遜廣場的天方夜譚》裡,他寫一個流浪街頭的畫家,過去曾名噪一時,上流社會的名流貴婦爭相出重金請他畫肖像。但自從他獲得了一種特異功能,使人能從惟妙惟肖的肖像上看出畫主藏而不露的性格和內心的卑鄙時,再也沒有人找他畫畫了。這種寓含深意的寫法,在歐·亨利的作品裡並不少見,讀者當不至為故事的外殼所迷惑,而忽視它的內在意義。歐·亨利還善於捕捉不幸的人們靈魂上的亮點。《警察和贊美詩》裡的流浪漢不願損害自己的尊嚴接受所謂慈善團體的救濟；而《同病相憐》裡的竊賊不肯劫掠同是痛風病患者的屋主的錢財,盡管那錢財就在眼皮底下,唾手可得;在《重新做人》裡,警察局的偵探對改邪歸正的撬保險箱的慣竊網開一面,這也說明了歐·亨利對底層人物的認識。
歐·亨利所寫的主要是平民百姓的生活,而他的寫作手法,又是平民百姓所喜聞樂見的手法。他的作品篇幅短小,故事性強,情節進展迅速,語言幽默風趣,多用俚語,常用《聖j》及《天方夜譚》等群眾熟知的典故,因而極受讀者喜愛。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在現實主義創作風格的基調中,融合了浪漫主義的手法,又時時構思出近乎荒誕的情節,引人入勝,加之以出人意外的結尾,值得讀者回味。例如《供家具的出租房》是一個淒婉的故事。一個年輕人來到一家破舊的公寓,尋找出走多時的愛人,住進一個房間。作者對公寓及房間的描寫細膩逼真,完全是現實主義的手法;後來寫他在房間裡突然聞到一陣濃郁的木犀草的香氣,這種香氣正是他愛人所獨有的。他找不到愛人的蹤跡,當天夜裡就躺在房間裡的床上,開煤氣自殺了,而他的愛人正是在一星期前在這間房間裡,在這張床上開煤氣自殺的。這篇小說裡對香氣的描寫以及情節上的巧合,明顯地帶著浪漫主義的筆調。而在《紅毛長的贖金》裡,付出代價的竟是綁匪,更可說是夠荒誕的了。歐·亨利小說的出人意料的結尾尤其出色,在美國文學界徑稱之為“歐·亨利式的結尾”。前輩作家當然也運用過類似手法,例如莫泊桑膾炙人口的短篇小說《項鏈》,但歐·亨利對此運用得更為經常,更為自然,也更為巧妙,就像中國寓言中的“畫龍點睛”,一點便使畫上的龍矯健地破壁飛去。當然他在小說的情節發展過程中也作了鋪墊,留下了伏筆,其構思的巧妙的確不同凡響。歐·亨利給美國的短篇小說帶來新氣息,他的作品因而久享盛名,並具有世界影響。美國自1918年起設立“歐·亨利紀念獎”以獎勵每年度的最佳短篇小說,由此可見其聲望之卓著。
我國讀者對歐·亨利並不陌生,他的名篇曾被選入中學課本。中譯本有解放前伍光建先生英漢對照的《白菜與皇帝》及《四百萬》的節譯本,解放後有王仲年先生、張經浩先生先後編譯的《歐·亨利短篇小說選》及散見報章雜志的單篇。本選集選譯了四十二篇,其中有些篇目既屬歐·亨利的名作,自不免與已有的譯本相同。譯者所追求的目標在於緊扣原文,盡量保持原作的語言形像,如魯迅先生所教導的,“一當然力求其易懂,一則保存著原作的豐姿”,不一味追求“漢化”,而力求“漢化”與“洋化”的和諧。但歐·亨利出語幽默,常用俚語,有時還運用諧音和雙關之類修辭手法,往往造成翻譯上的困難,要充分保持原作的韻味,實令譯者捉襟見肘;加上時代與文化背景的差異,譯文中謬誤之處在所難免,尚祈讀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