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魯斯·查特文（Bruce Chatwin），1940年生於英國謝菲爾德一個中產階級家庭，曾是蘇富比歷史上*年輕的董事之一。1972年起任職於《星期日時報》，之後突然以一封電報宣告，即將出發去展開他人生的新旅程：“去巴塔哥尼亞六個月。”這趟旅程啟發查特文完成他的首部作品《巴塔哥尼亞高原上》，這本書出版後獲得英國“豪森登獎”及美國“佛斯特獎”的青睞。查特文將現實與想像結合在一起的寫作方法，被《衛報》評論為“本書重新定義了旅行寫作”。其他代表作有《烏茲》《歌之版圖》《在黑山上》《所為何來》《威達的總督》，等等。margin:0;margin-bottom:0;text-indent:32px;line-height:25px; background:white'>一個月後查特文置身巴塔哥尼亞的荒蕪中，這裡“一片空無……是一條各種文化在其中打轉的黑巷”。巴塔哥尼亞並非地圖上特定的區域，而是一片不明確的廣大領域。它可以用土壤來區分，也可以用氣候來形容：這兒的強風可以一路從十月吹到三月，能讓《小王子》作者聖埃克蘇佩裡的飛機往後，而不是往前飛。查特文說，強風“可以將你生吞活剝”。這份蒼涼、孤絕的力道足以迫人回歸自我，查特文也試圖在此思考“孤獨”這一永恆的主題。在這趟自童年即預約下來、奔向世界盡頭的旅程中，查特文沒有去做個人評判，而是客觀地說著一篇篇令人耳目一新的旅行故事。

巴塔哥尼亞的與世隔絕很容易將固有的性格放大：嗜飲者酩酊大醉，虔誠者日夜禱告，孤獨者更趨孤獨，甚至付出生命D代價。湯姆·瓊斯曾任駐蓬塔·阿雷納斯領事，1961 年出版回憶錄《巴塔哥尼亞全景》（A Patagonian Panorama），書中寫道：“據我所知，有二十多人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其中有幾位與我頗為熟悉。這些人自殺的動機我不敢確定，或許是此地殘酷的氣候，或許是勞累一天過後，營帳中的生活過於寂寞，也或許是一輪豪飲之後，突發懺悔之心。”
19 世紀70 年代末，巴塔哥尼亞最早的一批牧羊者從福克蘭群島來到此地。時至今日，他們的後代仍頑固地堅持著先輩的文化傳統。恰如巴塔哥尼亞被一條國境線分為兩個國家，這裡的居民也過著分裂的人生，常常從一個地方逃出來，卻又拼命在另一個地方重建故鄉。山谷越是偏遠，居民對於故鄉就越發忠誠，力圖再現故鄉的一切，以至於一磚一瓦、一草一木。在蓋曼，當地的威爾士後裔依舊用威爾士方言唱贊美詩；在裡奧·皮科，當地德裔居民種羽扇豆和櫻桃；在薩緬托，當地波爾人後裔依舊曬比爾通牛肉干。恰如查特文在自己日記中所寫：“越是遠離文明的偉大中心，重建杜巴麗夫人的奇妙世界的念頭就越發強烈。”
巴塔哥尼亞絕大部分土地貧瘠荒蕪，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又是極其肥沃。查特文很快就發現了這一點，他寫道：“在巴塔哥尼亞旅行可謂是讓人瞠目結舌的一次經歷，無論走到何處，都會撞上某個稀奇古怪的人物，向你講上一段稀奇古怪的故事。每到一處，根本無須找故事，故事自己就來了……我覺得，此地的大風或許與此有一定關繫。”
和加拉帕格斯群島（Gala Pagos）一樣，巴塔哥尼亞最早出現在西方地圖上時，這片大地上總是繪著各式各樣的奇珍異獸：藍獨角獸、紅半人馬獸、能叼走大像的巨鷹，還有巨人。今時今日，同那段早期歲月相比，巴塔哥尼亞似乎並沒有走多遠，這裡的人依舊喜歡視此地為巨人的家鄉。湯姆·瓊斯在回憶錄中寫道：“這裡所說的巨人可不是麥哲倫所提到的巨人，而是許許多多普通人，有男也有女，憑雙手之力，令這片廣大荒蕪、常年狂風怒吼的土地適於居住，進而在文明的道路上繁榮。他們中許多人的祖先來自英國。”今時今日，巴塔哥尼亞大地上不僅恐龍
化石星羅棋布，也散布著許多定居點，有的定居點距最近的公路有三十七英裡之遙，定居點上的居民還有使用一些早已過時的用語，例如“裡格”。此地人人身材高大，似乎找不到矮於七英尺的；此地蔓延著夢幻（或許也正因為如此，特德·特納和西爾維斯特·史泰龍纔會在此購地置業）。特內西塔·布勞恩—梅內德茲所屬的家族對19 世紀巴塔哥尼亞的開發居功至偉，他如此說道：“巴塔哥尼亞獨一無二，那種孤獨，那種宏偉。這裡，一切均有可能。”
和許多人一樣，我一面讀著查特文的《巴塔哥尼亞高原上》（In Patagonia），一面感受著高原的魅力，雖然隔了一層文字，卻覺得更加令人絕倒。此前，我也讀過哈德遜、達爾文、盧卡斯·布裡奇等人的文章遊記，然而就激起我對巴塔哥尼亞的熱望而言，無一能與查特文相比。
在人潮洶湧的倫敦，我找到了查特文。我找了個借口，說想拿個法國人的電話號碼，就是他書中那個自稱巴塔哥尼亞國王的法國人。其實，我就是想見查特文一面。
那時我還記日記，1982 年1 月19 日的日記寫道：“早上去見布魯斯·查特文，終於找到他在伊頓·普雷斯落腳的地方。牆上靠了輛自行車，地板上躺著福樓拜。比我想像中年輕，挺像個波蘭流亡者，褲子肥大，面容憔悴，亞麻色的頭發已染上灰白。一雙藍眼睛，面容和言語一樣犀利。查特文剛剛交了部書稿，是部小說，說的是距克萊羅一英裡的兩個家族，沒有受到現代文明的影響，卻彼此爭鬥不休，時間跨越了兩次大戰。查特文說起話來就像隻小鳥，很逗，有些孩子氣，卻也不失文采。他說：‘最會騙人的家伙卻往往有最犀利的眼光去辨別真偽，這是不是很有意思？’”
查特文在自己的書中為自己畫了一幅像：長手長腳，過日子能省一個是一個，自由自在地遊蕩在特雷利烏附近的沙漠中。這個人寡言少語，說的Z長的一句話就是：“我知道了。”查特文自己也對我說：“要是和別人聊天時隻用‘哦’上幾聲，就最開心了。”可後來，我在納塔萊斯港遇到一位女士，這位女士透露：“查特文先生其實話挺多的。”在澳大利亞的愛麗絲泉，我也曾遇到一位人類學家，向我抱怨道：“他那張嘴，簡直能把人給活活說死。”自打我走進那間小小的閣樓，查特文就“嗯”個不停，沒多久就把那位自稱巴塔哥尼亞和阿勞卡尼亞國王的法國人的電話號碼給了我，那人嘴裡總是叼著煙鬥，有青光眼，在巴黎開一家律師事務所。查特文還給了我其他幾個人的號碼，有克裡特國王，有阿茲特克王位繼承人，還有一位自稱神仙下凡的波士頓吉他手。作為回報，他想聽我談談阿根廷。
查特文有一項文學天賦，就是把讀者引入到自己的奇思妙想之中。和他真人交談，也能感受到同樣的魅力。查特文的首位編輯，弗朗西斯·溫德漢姆如此說道：“交談中，查特文不僅令你感到一切都不是虛幻，更令你有身臨其境之感。從頭到尾都是他在說話，可你一樣感到故事中有自己。”查特文尤其擅長從萍水相逢的人的口中套出最精彩的故事，然後想像開始自由馳騁。我和查特文初次見面的境況即是如此。
沒多會兒，查特文就從我這個住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毛頭小伙子口中套出，我如何為雙目失明的博爾赫斯大聲朗讀，我們家在馬丁內茲的房子為何有前特種空勤團隊員站崗，守衛又如何用我小弟的書桌放手榴彈。我還說了個自己從薩爾塔聽來的故事，說的是一個叫奎米斯的阿根廷獨立英雄。據說，高楚鬥篷上的色彩就是因他而來：黑色像征奎米斯之死，紅色像征他手下戰士的鮮血。
奎米斯的故事迷住了查特文。接下來，查特文就讓我親身領教了他說服別人接受自己世界觀的本事。我了解過，奎米斯是蘇格蘭威姆斯地區方言在西班牙語中的發音，高楚鬥篷上的色彩也可能來自蘇格蘭格子呢。聽到我的話，查特文藍眼睛圓睜，手也揮舞起來，向我解釋道，近來他正就紅這種顏色發展出一家之言。他問我知不知道，加裡波第曾在阿根廷的鄰國烏拉圭，為當地的獨立而戰。加裡波第曾從蒙得維的亞的倉庫中運走一批鬥篷布料，回到意大利後，把布料裁剪成“紅衫黨”的制服，由此引出歐洲歷次革命中飄揚在堡壘上空的紅旗，直至克裡姆林宮上空飄揚的紅旗。我不知道。可離開查特文的閣樓時，我已開始相當認真地思考，蘇格蘭格子呢和社會主義紅旗之間是否真的有著什麼樣的聯繫。還有件事兒讓我興奮不已，查特文答應陪我去南安普頓，去探訪阿根廷前獨裁者羅薩斯將軍的墓地。流亡英國後，羅薩斯一直在漢普什爾郡養奶牛。當權時，將軍在自己的制服外面罩上一件高楚鬥篷，他手下那支令人聞風喪膽的騎兵部隊科羅拉多斯也一樣在制服外面罩上一件鬥篷。
那次見面後，我和查特文每年能見上兩三面，談話中還時不時提起計劃中的南安普頓之旅，但一直沒有成行。它可以等，我們想什麼時候去都行。那些年，查特文去了澳大利亞、印度，還有中國。終於有一次，我捉住了他，真是開心。那是一次BBC的電視訪談節目，主題是南美文學，一同參加訪談的嘉賓還有瓦爾加斯·洛薩和博爾赫斯。查特文不喜歡接受訪談，很少在電視節目中露面，那是少有的幾次中的一次。當時，我正扶著博爾赫斯往直播間裡走，查特文絲毫不掩飾自己的興奮，大聲說道：“他真是個天纔！到哪兒都不能落下你的博爾赫斯，就像不能落下牙膏牙刷。”博爾赫斯依靠在我的手臂上，低聲說道：“多不衛生！”
查特文英年早逝，沒能和我一起去尋訪羅薩斯之墓。查特文去世後沒多久，羅薩斯的尸骨被運回布宜諾斯艾利斯，重新安葬在雷科萊塔公墓，場面頗為隆重。1992 年，我和查特文的遺孀伊麗莎白一道探訪了羅薩斯的新墓，然後向南而行，重走查特文曾經走過的道路。關於羅薩斯的尸骨，最近有一些傳言，查特文要是泉下有知，聽了也會莞爾一笑。傳言說，羅薩斯在南安普頓的墓地當年毀於天雷，現場還炸死了幾頭牛，現如今，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漂亮墓地裡躺著的更可能是一頭母牛被炸焦的尸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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