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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親去世前的一段漫長時光裡，我的故事原本可能更加悲慘。我父親本可能變成酒鬼，或是染上毒癮，抑或沉迷於女人，拋下我們姐弟倆，任我們自生自滅——或者比這更糟——把我們丟進紐約市兒童服務中心，父親說過，凡是被送去那裡的孩子大都沒有好結局。但這一切都沒有發生。現在我終於明白了，所謂悲劇，不在於當下，而在於回憶。

如果那時就聽了爵士樂，我們的人生是否會變得跟現在不一樣？如果早就知道我們的故事是一曲回旋往復的藍調，不斷重復同一段副歌，我們是否會抬頭，對彼此一遍又一遍地說“這就是記憶”，直到生活變得有意義？如果早就知道那瘋狂的青春裡嵌著一段旋律，現在的我們又會在哪裡？當年呀，西爾維亞、安吉拉、琪琪還有我，四個女孩聚在一起，像極了爵士樂的即興演奏—頭幾個音符試探著相互靠攏，漸漸地，樂隊找到了相同的步調，音樂隨即自然而然地流淌起來—可惜，我們當時還不知道爵士樂，也無從知道自己就像一首爵士樂歌曲。20 世紀70 年代排行榜那前四十首歌曲都在試圖訴說我們的故事，卻從未真正把我們說清。

十五歲那年夏天，父親把我帶到了一個女人面前。那女人是他在伊斯蘭民族組織1 的兄弟介紹認識的。他說，這位女士受過教育，我有什麼話都可以跟她說，因為那時候，我幾乎總是緘默不語。在那之前，曾經口齒伶俐的我突然變得沉默，像是被奪走了呼吸，陷入了一種令家人不解的憂愁之中。

索尼婭女士瘦瘦的，她棕色的臉蛋嚴嚴實實地遮掩在黑色的頭巾下。從那以後，這個戴著頭巾、手指纖細、黑色眼眸裡閃爍著疑問的女人就成了我的治療師。但那時，也許已經太遲了。

“誰還沒經歷過一些溝溝坎坎呢？”索尼婭女士經常這樣問我，似乎理解了人類的苦難是如何之深、如何無所不在就足以將我拉出自己的泥沼。

不知何故，我和弟弟的童年有一半都是在沒有母親的環境中度過的。弟弟有父親傳承給他的信仰，而我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和西爾維亞、安吉拉、琪琪一起分擔著在布魯克林成長的女孩們的重負。它沉甸甸的，仿佛一袋重石，當我們無法承受時便互相傳遞，說著：“來，幫我背一下。”

轉眼間，那段童年時光已逝去二十年了。今天早晨，我和弟弟安葬了父親。我們肩並肩，站在墓地裡，四周的柳條低垂著，積雪融化，仿佛在泣淚，在冰雪的映襯下顯得光禿禿的。清真寺的兄弟姊妹圍繞在我們身邊。在清晨的銀光下，弟弟伸出手來，握住了我戴著手套的手。

之後，我們來到新澤西州林登市路邊的一個小餐館裡。弟弟脫下了黑色外套，裡面是黑色高領毛衣和黑色羊毛西褲。他頭戴妻子織的黑色小圓帽，帽邊正好抵到眉梢。

餐館裡散發著咖啡、面包和漂白劑的味道。霓虹燈閃爍著明亮的綠光，打出“歡迎惠顧”的字樣，下面垂掛著積滿灰塵的銀色彩條。聖誕節那天我是在醫院度過的，看到父親呻吟著要止痛藥，而護士卻遲遲不來。

一位服務員為弟弟的薄荷茶續了些熱水。我挑挑揀揀地喫了幾口雞蛋和溫熱的家常炸藷條，故意慢慢地咀嚼著嘴裡的肉逗他。

“你還挺得住嗎，老姐？” 他問道，深沉的聲音有點顫抖。

“我很好。”

“一切都好？”

“一切都好。”

“哦，我懂了，你還在喫‘魔鬼’的食物。”

“什麼都喫，不帶一點咕嚕聲。”

我們大笑起來，這是一個老笑話—從前，我常常跟閨密們在下午一起偷偷溜去街角的雜貨鋪，去買我在家裡不準喫的食物。

“知道嗎？你還是可以過來跟我和阿拉菲亞一起住的。睡幾個晚上可不會傳染。”

“我在公寓裡住得挺好，”我說，“有很多事情要做，要整理爸爸所有的遺物……阿拉菲亞還好嗎？”

“她會沒事的。醫生說得好像她一站起來寶寶就會馬上從肚子裡掉出來一樣。一切都很好，寶寶也會平安無事的。”

七月三十日，我開始了進入這個世界的征程，然而直到八月我纔真正降臨人間。我的母親飽受漫長分娩的折磨，當她問今天是幾號時，父親回答說：“八月了，現在八月了。”“噓—親愛的，”他低聲說，“我們的奧古斯特出生了。”

“你害怕嗎？”我問弟弟，握住了他放在桌上的手。腦海裡剎那浮現出我們在甜蜜林小鎮的一張合影：我把剛出生不久的弟弟抱在大腿上，自己也還是個小女孩，衝著鏡頭微笑，神氣十足。

“有一點兒。但我知道，有真主安拉在，一切皆有可能。”

我們安靜地待著。周圍都是白人老夫婦，他們小口喝著咖啡，兩眼放空。我聽到身後有人用西班牙語說笑著。

“我纔這麼年輕就要當姑姑了。”

“你要是再不著急，就會老到當不成媽媽了。”弟弟咧著嘴笑，“我可沒有批評你的意思。”

“沒批評纔怪。”

“我隻是想說，你該停止研究死人，回來跟你活生生的老弟混了。我認識個男的……”

“別跟我提這個。”

我試圖不讓自己去想即將獨自一人回到父親公寓的事，那伴隨死亡而來的如釋重負以及深深的恐懼。要把衣服捐出去，把過期的食物扔掉，把照片收起來，可這都是為了什麼？為了誰？

在印度，印度教徒把逝者火化，將骨灰撒在恆河的水面上；巴釐島附近的加比德尼奧人把死人放進樹干裡；父親則要求我們把他土葬。他的靈柩躺在土坑裡，一堆顏色深深淺淺的黃土靜候在一旁。我們沒有站在一邊，看著這堆黃土被鏟到他身上。我總是忍不住去想，父親會突然醒來，在柔軟無形的緞衣中掙扎，就像其他成百上000個人一樣—在深度昏迷中被埋葬，醒來恐懼地發現自己已身在地下。

“你打算在美國待一段時間嗎？”

“就一小段時間，”我說，“但是我很快就會回來看寶寶的。我不會錯過寶寶的出生。”

小時候，我並不知道“人類學”這個詞，也不知道有個組織叫“常春籐聯盟”。我更不知道有人可以生活在飛機上，穿梭在世界各地，研究死亡，目睹前世今生的未解之謎……*終獲得了解答。我曾在印度尼西亞和韓國，在毛裡塔尼亞和蒙古見過喪葬習俗。我見過馬達加斯加人從墓穴中挖出用棉布包裹著的先人尸骨，給它們噴上香水，請求這些已經去了另一個世界的先人告訴他們過去的故事，祈求他們的保佑和祝福。我曾在家待了一個月，目睹了父親的死亡。死亡並沒有嚇倒我，現在沒有，以後也不會。然而，布魯克林於我卻似骨鯁在喉。

“你應該快點來阿斯托裡亞喫頓飯，喫頓干淨的飯。阿拉菲亞可以坐下來一起喫，隻是不能站在爐灶旁做飯。我會安排好的。一切都沒問題。”

過了一會兒，他說：“我想念爸爸，也想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