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前旅館
為給小說取材，我常做一些小旅行，根據情況有時跟出版社的人一起，大多則是我一人之旅。
去年二月時分天氣尚寒，我也因此類取材而獨自去鄰縣的鄉村小鎮。上午九點左右離家，到目的地已過午後兩點。為預訂住宿地我曾做調查，這個鎮隻有兩家旅館，一家離車站步行三分鐘，另一家徒步隻需一分鐘。我覺得一分鐘總比三分鐘好，就預訂了這家。出了小車站一看，什麼徒步一分鐘，眼前就是我預約的旅館。
我喜歡叫“站前”的地方。再小的車站，站前總有一角具有商店街的氛圍，有著餐廳、美容店、小書店和遊樂中心之類。對我來說，必需的就是可以喝咖啡的店，這樣的喫茶店也起碼總有一家，弄得好會有兩家，最不濟的情況下，隻要仔細打聽，也能找到一家可以喝到咖啡的簡易餐廳。這就是所謂的“站前”。
而且，再小的車站，火車或地鐵一到站，總會有數量不等的乘客上下車，站前廣場頓時熱鬧起來。這種不知所謂的熱鬧也讓我喜歡，如果再有站前旅館之類，對我來說就是理想的站前風景了。我因此而滿意地望著眼前這老舊的木結構旅館。
我在這旅館放下行李（一個手提包而已），立刻出去找車到取材的地方。回到旅館時，周圍已經暗下。
讓我驚訝的是，我剛到時很空閑的旅館，這時已滿是住客，而且這裡沒有餐廳，晚飯是在一間放著電視機、供住客用的喫飯間。我和幾個銷售員模樣的男人一起，默默地喫完了晚飯。
當夜，我上床前想鎖房門，因為我房間面對走廊的入口處僅是老式旅社那種紙質隔扇門。起初我也沒太想過鎖門之類的事，可是身邊帶著一些采訪用的現金，而且這裡住客這麼多，想想還是鎖上房間安全。
鎖是有的，就是把鐵棍插進小鐵圈中的那種插銷。可是我試了一下卻不成功，隔扇門本身是歪的，我咔啦咔啦地弄了半天，鐵棍還是插不進鐵圈中。
這時，我聽見對面房間也不斷傳來咔啦咔啦的插門聲響。對面的房客是銷售員模樣的身軀高大的大叔，正如我防著他們，大叔好像也覺得對我這位不知底細的長發客還是小心為妙。等我放棄了鎖門，對面房間也沒了聲響，大概也沒鎖上。
結果一夜無話。天亮迷糊中聽到貨車掛車廂的聲音以及短促的汽笛聲，不覺間勾起我的鄉愁。
轉型的作品
我是距今約十年前開始寫小說的，那時寫的都是色調灰暗的小說。別人這樣說，我自己重讀當時的小說時也會發現結局多為灰暗，以至讓人有些痛苦之感。男女之愛總以別離結束，武士在故事中則總是死去的下場。我不會寫出光明的結局。
寫出那樣的小說自然有其理由。從那之前我就背負著一種無法對人言訴的憂郁心情生活。因為不能輕易向人訴說，心中的憂郁始終不得消解，因而帶進了生活之中。
一般在這種場合，人們都會尋找一些轉移心情的方法，以恢復精神的平衡，例如飲酒或參加體育運動之類。
可是我不大能喝酒，對釣魚、高爾夫也沒興趣。我對博彩有點興趣，卻又因生來膽小而難以出手。我背負著難以消解的憂郁，同時既是一個靠著在公司上班領薪過日子的平均水平的社會人，又是一家之主，有妻兒有老母。唯其平凡，我不願失去自己盡力保持平衡的社會感，不能做出什麼放縱的事來。
要想放縱，又不給妻兒和社會帶來麻煩，辦法隻有一個，對我來說就是小說。帶著這樣的心境寫出來的東西，自然就帶有灰暗的色彩，“故事”這個皮囊中被拼命灌入了抑郁的心緒，我以此一點點地得到解助。所以我初期的小說就是借用“時代小說”這種故事形式而寫的私小說 。
那時我隻考慮寫，至於寫出來的東西被別人閱讀，也就是意識到讀者的存在，我現在已說不準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了。一旦發現自己的作品被別人閱讀，不言自明的是我的小說缺少大眾小說趣味性中的要件——明快和解助，從而成為非常困擾別人的產物。一旦意識到這一點，即便自己心情中的郁悶尚不至完全消解，也就可以憑借寫作得到了某種程度的治療和釋放。
有了這樣的完整意識，又一不言自明的便是：如果我還繼續寫下去，那就不應一味吟詠郁屈，還應吟詠獲得解助的自己，無論對自己還是對讀者，這都是唯一正道。我最後選擇了這種方式，當然這也是職業作家面對“故事”而下的決心。
至於這種內在的變化如何與小說的表現結合，我全然不知，使當時的我在過一座險橋。表現方式的改變之類，並非可以有意識地輕易做到，而是從某個時期開始極其自然地進入了我的小說，哪怕尚覺鈍重，也已體現了詼諧的要素。把這作為方法而自覺運用，可以非常確定的是從《小說新潮》連載《浪客日月抄》這一時段開始的，之後的《浪客日月抄：孤劍》以及這次的《浪客日月抄：刺客》都屬於轉型的作品。
突然想到：我一直認為 “北國人不善言表”的說法是一種偏見，那僅是在比自己口齒伶俐的外部人種面前的一時口訥，北國人自己交流時不會這樣。
小時侯我常在村裡的集會場所聽到小伙子們飆無聊話，記得他們一來一去中所含的絕妙諧趣，那些像子彈一樣飛出的對話中每一句都含妙機，引得哄堂大笑。無論是說村裡發生的事還是議論人物或是談女人，無不妙趣橫生。一旦我們小孩也被逗樂，就會突然遭到訓斥而被趕走，那大概是因為鄉野年輕人的雜談不免會發展到有點猥鄙的地步。
到了內部的壓抑稍稍淡化的時期，我的內心即使未似集會場所那些小伙子那樣開放，北國式的詼諧也許已經蘇醒。
我現在這樣寫，是因為雖然還不能十分確定，但已感到自己的小說又發生了一些變化。這種變化固然主要跟年齡有關，但從根本上說沒有脫離作者本身，不管怎麼寫，小說還是難以擺脫有作者自我表白含於其中的命運。
難寫的事實
小說——即使是有原型人物的小說或歷史小說——不可能原封不動地抄寫事實。
即使看似敘述事實本身，其中也還是加入了一種叫做“作品化”的燃燒作用，這就叫小說。如果隻是再現事實，就沒有必要叫小說了。
這樣的小說雖必以事實為基礎，但如何把素材剪貼和加色後給讀者看，這就是作者的功力了。
事實與小說的關繫並非從來就這樣圓滿，而會有困擾作者的情況發生，比如說事件本身作為小說的素材缺乏趣味，或者寫出來會對人造成傷害，這時作者面臨的判斷是放棄將其寫進小說還是以一種責任感把它全寫出來。這種判斷的必要性或大或小，卻始終都會出現。
不過對我來說，與寫現代題材的人相比，在這一點上好像要輕松一些。即使對於同一個事實，由於中間有了時間這個緩衝物，即使與某事件相關的後人還在，也比較容易取得諒解。過去別說寫，甚至連說出來都屬禁忌的事情，有的後來漸漸就可以寫了。
盡管如此，作者還是常常必須對寫或不寫做出判斷。
例如，我最近寫了有關一茶的小說，在讀到他記錄日常性生活的日記時有點困惑：如果全不觸及，就無法對一茶這個人做一全貌的描述，可是長野還有一茶的子孫，再怎麼說這是先祖的事，是過去的事，總還是覺得不可把這種事情明著寫出來。
結果我一帶而過地寫了其中的一部分。有人會覺得這日記的記錄有點異常，我卻不覺得有多異常，處理到這程度就可以了。
再早一些時候，我在地方報紙上寫了清川八郎，八郎是個所謂的“花男人”，年輕時相當f蕩，而且這種行為發生在其妻女被囚於傳馬町的牢獄中受苦的時候，於是八郎這個人的人品就成問題了。這種事情肯定是八郎後人不希望寫的，但我還是鬥膽寫了。
清川八郎作為學者在神田創立了學塾，作為劍客取得了千葉道場的證書，後來又奔走並獻身於尊王倒幕事業，我卻覺得這樣一個人物在新潟狎妓一事作為其凡夫的一面是很值得診視的。
因為難寫，讓我至今不能下筆的一個人物是幕末指揮莊內藩行動的菅。我老家莊內藩與會津藩並稱為最後的朝敵，我希望一定要把老家的這段幕末史作為自己的一次創作素材，但由於對其中心人物菅的評價至今仍有分歧，所以寫這個人需有相當的思想準備。
在把事實小說化方面，我覺得至今一直比較幸運，雖也遭受過兩三次侵權的投訴，但在資料的使用方面，多數人還是給予令人欣慰的諒解，這也許因為我的原則是不以小說為借口提要求。既然要寫小說，我也會踫到一些即使被拒也想寫的素材，遇到這種場合，我並無自信是否應乖乖退卻。如果把這當作生意，那也隻能是隻講付出不講收益的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