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道做自己想做的事，生活在讓你感到舒服的環境裡，讓你的內心得到安寧是糟踐自己嗎？難道成為年入上萬英鎊的外科醫生、娶得如花美眷就算是成功嗎？

我想這取決於你如何看待生活的意義，取決於你認為你應該對社會做出什麼貢獻，應該對自己有什麼要求。

——《月亮和六便士》

精神優於物質、個體大於社會——書中詮釋的這種反世俗、反傳統的立場，讓幾代讀者為之潸然淚下。

月亮和六便士，月亮像征著崇高的理想追求和美妙的精神境界，也像征著離開倫敦的斯特裡克蘭和遠赴埃及的亞伯拉罕所甘之如飴的清貧；六便士這種小面額的硬幣代表著世俗的雞蟲得失與蠅頭小利，也代表著卡邁克爾所引以為傲的豪奢。

書中的主人公“我”是倫敦懷纔不遇的作家，偶然間認識了一位證券經紀人，對方在人屆中年後突然響應內心的呼喚，離經叛道舍棄一切，先是奔赴巴黎，後又到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島與土著人一起生活，全身心投入繪畫，並在死後聲名大噪。“我”在他成名後開始追溯與藝術家曾經的來往與對方之後的人生經歷。

藝術家的故事以生極落魄、死備哀榮的法國後印像派畫家高更的生平為基礎。

作者

[英]威廉·薩默賽特·毛姆

小說家，劇作家。現實主義文學代表人物。

畢業於倫敦聖托馬斯醫學院，後棄醫從文。

在現實主義文學沒落期堅持創作，並奠定文學史上經典地位。

倡導以無所偏袒的觀察者角度寫作，包容看待人性，

較大限度保持作品的客觀性和真實性，

反對將小說當作“布道的講壇”而交由讀者自行判斷。

1946年，設立薩姆塞特·毛姆獎，獎勵優秀年輕作家。

1952年，牛津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學位。

1954年，英王室授予“榮譽侍從”稱號。

譯者

李繼宏

1980年，李繼宏出生於廣東揭陽縣。他從小酷愛閱讀，初中即讀懂《周易集解》。1999年，進入中山大學主攻社會學專業。

2003年李繼宏進入《東方早報》做文化記者。同年，他成為全球12個正式得到瑞典外交部邀請的記者之一，參加諾貝爾周的活動，接觸到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約翰庫切，並讀了他的《青春》，開始對外國文學產生濃厚的興趣。

2005年，李繼宏完成了他的一本譯作《維納斯的誕生》。這本書出版後，很多讀者來信表示，這本書是他們看過容易讀的翻譯小說。

2006年，第二本譯作《追風箏的人》出版。一些讀者寫信給李繼宏說，他們本來不看翻譯文學，但李繼宏的譯著讓他們對外國作品產生了興趣。這些讀者來信促使他思考，翻譯技巧對於閱讀體驗的意義。

2007年，李繼宏辭去工作成為“全職翻譯”，開始積累、做文化研究。

2009年，他將《與神對話》引進中國。高妙的哲學思想，因流暢優美的譯文不再難讀。

到2011年，他已在大陸和臺灣出版譯著16種，包括《燦爛千陽》《公共人的衰落》《窮查理寶典》。同年，世界名著重譯計劃啟動。

時至今日，“李繼宏世界名著新譯”已有6個品種問世，分別為《小王子》《老人與海》《了不起的蓋茨比》《動物農場》《瓦爾登湖》《月亮和六便士》，並已成為暢銷的版本。

2013年8月31日，電影《了不起的蓋茨比》在中國首映，李繼宏與導演巴茲魯曼對談文學與電影。李繼宏翻譯的《了不起的蓋茨比》受到導演大力推薦。

2014年4月，作為伯明翰大學訪問學者赴英國。

2015年4月，李繼宏版《小王子》獲得法國“聖埃克蘇佩裡基金會”官方認可簡體中文譯本。

因文學翻譯和創作領域的成績傑出，《紐約時報》、《紐約客》、《BeijingReview（北京周報）》、新華社、《中國日報》、《北京青年周刊》、《南都周刊》、《華西都市報》、《半島都市報》、上海電視臺外語頻道、浙江衛視等數百家國內外媒體曾報道過他的事跡。

“李繼宏世界名著新譯”還將出版《傲慢與偏見》《簡愛》等近20部作品。李繼宏將通過他的譯文和讀者朋友分享名著的魅力。

毛姆是下述一切的總和：一個孤僻的孩子，一個醫學院的學生，一個富有創造力的小說家，一個巴黎的放蕩不羈的浪子，一個成功的倫敦西區戲劇家，一個英國社會名流，一個一戰時在弗蘭德斯前線的救護車駕駛員，一個潛入俄國工作的英國間諜，一個同性戀者，一個跟別人的妻子私通的丈夫，一個當代名人沙龍的殷勤主人，一個二戰時的宣傳家，一個自狄更斯以來擁有較多讀者的小說家，一個靠細胞組織療法保持活力的傳奇人物，和一個企圖不讓女兒繼承財產而收養他的情人秘書的固執老頭子。

——傳記作家特德·摩根

我為什麼要從頭看他呢？因為他很會講故事，我就看他的故事，我看他寫的人，就像我在英國接觸到的所有的英國人，有一種特別的味道。

——董橋

這段時間我又重讀了一遍《毛姆全集》。

——村上春樹

毛姆的風格非常坦蕩。

——王安憶

這是一本關於夢想與追尋的書，‘月亮’是美好而遙遠的，就像人們追尋的夢想，但追尋的過程也許孤苦，甚至最後會一無所得；‘六便士’像征著世俗、瑣碎的生活，但也有其存在價值。你的手中究竟是‘月亮’還是‘六便士’，看完之後也許你會陷入沉思。

——範冰冰

在塔希提島，我想起了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一個問題擺在那裡，當一個人擁有了六便士，他是想要另外一個六便士，還是想要仰望一下月亮呢?

——楊瀾

這是本我喜愛的小說，小說裡主人公的人生態度是：如果得到自我的代價是失去全世界，那麼我不介意把指甲縫裡的這個“全世界”給剔掉。

——劉瑜

毛姆的這部書，無論如何是做了兩件極有價值的事：一是他把高更介紹給我們，二是寫了兩個心靈美的人物。

——朱季海

村上春樹、麥克尤恩、奈保爾、董橋、王安憶、張愛玲、毛尖、劉瑜、範冰冰、楊瀾、俞敏洪、咪蒙、張悅然都是毛姆粉。

導讀

月亮和六便士

版本和注釋說明

第一章

坦白說，最早認識查爾斯?斯特裡克蘭的時候，我根本不覺得他有什麼出類撥萃的地方，然而現在很少有人會否認他的偉大。我說的偉大並不是那種官運亨通的政客或者戰功赫赫的軍人所能得到的，那些人的光環來自他們的職位，而非自身的本事；等到時過境遷，他們將會變得微不足道。人們常常發現，離任的總理原來隻是個能言善辯的口舌之士，卸職的將軍也無非是個軟弱可欺的市井之徒。查爾斯·斯特裡克蘭纔是真正的偉大。你也許不喜歡他的藝術，但無論如何很難不對它產生興趣。他發人深省，他引人注目。他被嘲笑的時代早已過去，為他進行辯護不再是標新立異的舉動，對他加以推崇也不再是離經叛道的表現。他固然有種種缺點，但在世人看來已經是瑕不掩瑜。他的藝術地位或許尚待爭論，崇拜者對他的贊揚或許就像貶抑者對他的抨擊，都是信口開河的胡說，但有一點毋庸置疑，那就是他擁有天賦。依我之見，藝術中最有意思的莫過於藝術家的人格。藝術家哪怕有上千個缺點，但隻要有著特立獨行的個性，那就是可取的。比如說，我認為維拉斯凱茲的繪畫技巧比艾爾·格列柯更為高明，但世人對他的評價卻不如後者高，因為那個克裡特畫家生性放蕩，命途多舛，又不憚將其靈魂的秘密和盤托出，仿佛那是永恆的獻祭。藝術家、畫家、詩人和音樂家——主要是通過對現實進行撥高或者美化來滿足人們的審美意識，但有的藝術家也將其個性赤裸裸地袒露在他的作品中。探索這種藝術家的秘密是很有樂趣的，跟閱讀偵探小說差不多。他的作品就像無言的宇宙，充滿了有待發現的奧秘。斯特裡克蘭最無足輕重的作品也透露出他那奇特、痛苦而復雜的個人經歷，所以有些人雖然不喜歡他的畫，卻不能等閑視之；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人們纔對他的生平和性格充滿極其濃厚的興趣。

直到斯特裡克蘭亡故四年之後，莫裡斯·修瑞纔撰寫了那篇刊登在《法蘭西信使》雜志上的文章，使這位原先籍籍無名的畫家不致湮沒於世，並開闢了那條讓許多跟風的作家緊隨而來的道路。長久以來，莫裡斯·修瑞是法國聲譽最隆的評論家，他給出的評價又是那麼高，所以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像。他的贊美顯得有些誇大其辭，但後繼的評論家卻證實他所言非虛，而查爾斯·斯特裡克蘭在當今的聲望，也是牢牢地建立在他奠定的基礎之上的。斯特裡克蘭的聲名鵲起是藝術史上極具羅曼蒂克色彩的事件。但我並不打算分析他的作品，除非那些作品涉及他的性格。我無法苟同某些畫家的看法，他們倨傲地宣稱門外漢根本不懂繪畫，要對他們的作品表示欣賞，最好的辦法是默默地遞上支票本。這種認為藝術無非是某種手藝，隻有行內人纔能完全理解的觀點其實是荒唐的誤解，因為藝術是情感的流露，而情感所說的語言，則是每個人都懂的。但我也承認，對技巧沒有實際認識的評論家確實很難做出真正有價值的評論，而就繪畫而言我又是極其無知的。幸好我沒有必要去冒這個險，因為我的朋友愛德華·萊格特先生既是纔華橫溢的作家，也是備受推崇的畫家，他已經在那部短小精悍的著作Ⅰ裡詳盡地探討了查爾斯·斯特裡克蘭的作品。這部著作文筆之華麗堪稱典範，可惜這種文風總的來說在英國已經式微，不如在法國流行。

莫裡斯·修瑞那篇著名的文章扼要地講述了查爾斯·斯特裡克蘭的生平，他有意借此來引起讀者的好奇心。由衷熱愛藝術的他真心希望那些有識之士能夠注意到一位極具獨創性的藝術天纔，但他是個非常出色的炒作高手，知道隻要引起人們的興趣，他這個目標就會更容易實現。等到許多在從前和斯特裡克蘭有過接觸的人——有些是在倫敦就認識他的作家，有些是在蒙馬特區5的咖啡館和他相遇的畫家——喫驚地發現當初他們眼裡那個窮困潦倒的畫家原來是個名副其實的天纔，而他們竟然失之交臂以後，法國和美國的報刊上就出現了許多文章，既有回憶和他的交往的，也有表達對他的贊賞的，這讓斯特裡克蘭的名氣變得更為響亮，卻滿足不了公眾的更深入地了解他的欲望。有關這方面的文章不計其數，勤奮的維特布雷希特—洛索爾茲在他那本令人肅然起敬的專著中列出了許多信實可靠的篇章。

編造神話是人類的天性。如果超群出眾的人物在其生涯中遇到某些令人感到驚奇或者神秘的事情，人們就會極其貪婪地抓住不放，將其演繹成一段傳說，然後狂熱地深信不疑。這是人們對平淡生活提出的浪漫抗議。傳說裡的軼事變成了英雄晉身不朽境界最可靠的通行證。有幽默感的哲學家在想起沃爾特·雷利爵士時難免會啞然失笑，因為他之所以留駐在人類的記憶裡，竟然是由於他曾經解下披風供伊麗莎白一世7踏足用，而不是由於他打著英國的旗號去過許多尚未廣為人知的國度。查爾斯·斯特裡克蘭的事跡流傳不廣。他的仇敵不少，朋友卻不多。所以可想而知，為他樹碑立傳的作家自然隻能用活靈活現的想像來增補吉光片羽的回憶；人們對他的生平所知甚少，這顯然給胡編亂造提供了很好的機會；於是在這些人的筆下，他的生活是古怪而可怕的，他的為人是孤僻而乖張的，而他的命運則是催人淚下的。沒隔多久，這些天花亂墜的描寫就變成了明哲保身的歷史學家不敢輕易質疑的傳奇。

但羅伯特·斯特裡克蘭牧師偏偏不是明哲保身的歷史學家。他宣稱世人對他父親的後半生有許多曲解之處，他撰寫那部傳記Ⅲ就是為了“消除流傳甚廣的誤會”，還說這些誤會“給生者帶來了很大的痛苦”。很顯然，民間有關斯特裡克蘭生平的傳聞確實有不少會讓一個有頭有臉的家庭感到尷尬。我閱讀這本書的時候覺得很好笑，並為此而十分佩服自己，因為這本書是很單調沉悶的。斯特裡克蘭先生描繪的是一個出色的丈夫和父親，一個和藹、勤勉又正派的君子。精研那門叫做解經8的學問的現代神職人員固然均已掌握塗脂抹粉的驚人本領，但羅伯特·斯特裡克蘭牧師竟然能夠如此“詮釋”他父親生平中那些他作為兒子不便記住的事實，這種文過飾非的本事假以時日定能讓他在教會中平步青雲。我已經看見他結實的小腿緊緊地裹著主教的綁腿。這件事是有害的，盡管去做它可能顯得很勇敢，其實斯特裡克蘭的聲譽之所以與日俱增，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世人普遍接受的那個傳說；因為很多人被他的藝術吸引，要麼是由於他們很討厭他的性格，要麼是由於他們很同情他的慘死；兒子好意的舉動等於在父親的崇拜者頭上澆了冷水。就在斯特裡克蘭先生這部傳記出版並引起爭議之際，佳士得拍賣了他父親的重要作品《撒瑪利亞的女人，成交價居然比九個月前降低了兩百三十五英鎊（當時買下它的是個著名的收藏家，但那收藏家後來突然死亡，所以這幅畫又回到了拍賣行），這絕對不是沒有緣故的。光靠查爾斯·斯特裡克蘭的能力和原創性，也許並不足以挽狂瀾於既倒，除非熱衷於編造神話的人們能夠迫不及待地擯棄這個打破他們對非凡人物的幻想的故事。幸虧維特布雷希特—洛索爾茲博士及時撰寫了那部著作，於是所有藝術愛好者終於放下了心頭的大石。

維特布雷希特—洛索爾茲博士所屬這個流派的歷史學家不僅相信人性本來就是惡的，而且還要糟糕得多；有些惡趣味的作家喜歡將羅曼蒂克的偉大人物描繪成道貌岸然的偽君子，相形之下，反倒是這個流派的歷史學家能給讀者帶來更多的樂趣。就我個人來說，我是很不樂意認為安東尼和克婁巴特拉之間隻存在經濟關繫的；而要感謝上帝的是，目前尚沒有足夠的證據可以說服我相信提庇留就像英王喬治五世那樣，也是英明神武的聖主。在論及羅伯特·斯特裡克蘭那部天真的傳記時，維特布雷希特—洛索爾茲博士極盡尖酸刻薄之能事，讓人讀起來很難不對那位倒霉的牧師產生同情。他的知而不言被定義為裝聾作啞，他的諛美之詞被抨擊為謊話連篇，就連他的為尊者諱也被指責為背信棄義。就因為這些從作者的角度固然應該受到譴責、以兒子的身份卻是情有可原的缺點，整個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竟然也慘遭株連，被維特布雷希特—洛索爾茲博士指摘為假裝正經、言不由衷、虛偽狡詐，令人大倒胃口。我個人覺得斯特裡克蘭先生有點不擇手段，比如說為了反駁那種認為其父母之間頗有“齟齬”的觀點，他舉例說查爾斯?斯特裡克蘭曾在巴黎寫信稱其太太為“厲害的女人”；維特布雷希特-洛索爾茲博士居然有本事原樣復印了那封信，其實信上寫著的是：“上帝懲罰我的妻子吧。她是個厲害的女人。我真希望她下地獄啊。”在其勢力如日中天的年代，教會也是這樣處理不受歡迎的證據的。

維特布雷希特-洛索爾茲博士狂熱地崇拜著查爾斯·斯特裡克蘭，但你無須擔心他會對其進行美化。他目光犀利，能看到那些貌似天真無邪的行為背後隱藏著卑鄙可恥的動機。他既是精神病理學家，也是藝術研究者，潛意識對他來講毫無秘密可言。他比神秘主義者更能從普通的事物看出深刻的意義。神秘主義者看到的是難以言喻的奧妙，而精神病理學家看到的是不可明說的隱秘。這位博學多聞的作者如此費盡心機地去搜羅每個能讓他的偶像蒙羞的事跡，真是叫人嘆為觀止。每當舉出冷酷無情或者鮮廉寡恥的例子，他就對其偶像滿懷同情之了解；每當利用久遭遺忘的逸事來摧毀羅伯特·斯特裡克蘭牧師的孝順之心，他就像衛道士審判異教徒那樣興高采烈。他的勤奮程度是很令人稱奇的。再微不足道的瑣事他也絕不放過，假如查爾斯·斯特裡克蘭有筆洗衣賬尚未付款，那肯定會被詳細地記錄下來；假如他借了人家半克朗沒有償還，雙方經手的每個細節都不會被忽略，這一點讀者絕對可以放心。

1901年1月22日，南面六秩有餘的維多利亞女王以八十一歲遐齡溘然長逝，其子威爾士親王當了多年王儲，終於得登大寶，如願加冕為愛德華七世；這意味著持續六十四載的維多利亞時代正式落下帷幕，以現實主義為主要風格的維多利亞文學，也已走到窮途末路的尾聲。

1837年之前的喬治時代是浪漫主義文學的鼎盛期，在這百餘年間，雖然出現過亨利·菲爾丁、瑪麗·雪萊和簡·奧斯丁等少數名留青史的小說巨匠，但絕大多數享有盛譽的文學家，如羅伯特·伯恩斯、威廉·華茲華斯、薩繆爾·泰勒·科勒律治、約翰·濟慈、喬治·戈登·拜倫和珀西·比希·雪萊等，無不以詩歌名世。小說很少受到當時文人的認真對待，甚至在有些作者心目中也無非是茶餘飯後的消遣而已。現在恐怕很少有讀者知道，像《弗蘭肯斯坦》這樣在後世有巨大影響的作品，原本竟然是幾個朋友無聊打賭的產物：1816年，珀西·雪萊夫婦和他們的好友拜倫及約翰·珀裡多利約定各自寫一個恐怖故事，看誰寫得最為成功，於是年方十八歲的瑪麗·雪萊在無意間變成了現代科幻小說的鼻祖。

及至維多利亞女王登基，詩歌的地位依舊崇高，但就社會影響而言，卻漸漸不如小說重要。19世紀叱咤風雲的文壇巨子，是查爾斯·狄更斯、威廉·薩克雷、喬治·艾略特、托馬斯·哈代、勃朗蒂三姐妹和喬治·吉辛等小說家。而提及小說在維多利亞時代的流行，則不得不先談大不列顛帝國的勃興。

肇始自18世紀中期的工業革命經過數十載演變，到19世紀30年代已然大功告成。蒸汽動力的廣泛應用帶動紡織、冶金、采礦、化工等行業迅猛發展，工廠和煤礦如雨後春筍般在英格蘭各地冒出來，大量勞動力從傳統的農牧業轉移到新興的工商業，許多小鎮化身為城市，城市間日益增長的人員與貨物流通促成了鐵路的誕生，後者反過來又加速了城市化的進程。孤懸海外的英格蘭因而得以在人類歷史上率先邁過工業化門檻，其國力急劇增長到足以在國際上笑傲群雄的地步，最明顯的像征莫過於1851年5月1日在白金漢宮門外不遠處海德公園揭幕的萬國工業博覽會。這場有第一次世界博覽會美譽的盛典為期五個多月，讓六百餘萬名觀眾見識了包括絕世巨鑽“光之山”在內的超過一萬三千件新奇玩意；展品來自大不列顛帝國本土和海外殖民地，以及四十四個歐洲和美洲國家，大有“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的氣派。

國泰民安的盛世給維多利亞文學的蓬勃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客觀條件，其中最重要的兩個是人口數量的暴增和識字率的猛漲。1831年，全英人口不足2403萬，到1901年已飆升至4522萬。至於識字率方面，1840年，英國隻有67%的男人和51%的女人能夠在結婚登記時簽署自己名字；旨在推動基礎教育的《教育法案》於1870年實施，僅僅三十年後，英國成年男女的識字率分別高達97.2%和96.8%。這意味著維多利亞時代潛在的文學圖書消費者比先前的喬治時代多出了兩倍有餘。

還有個幾乎同樣重要的因素是流通圖書館的興起。直到維多利亞時代中期，圖書仍然非常昂貴，三卷本小說的定價為31先令6便士（約11.5克黃金），是中下等階層負擔不起的奢侈品，他們想看書隻能去教會圖書館或者私人圖書館查閱。19世紀中期，少數精明的生意人從中發現商機，創辦了流通圖書館，提供收費的圖書外借服務，其中的翹楚有穆迪圖書館（Mudie,s Library）和威廉·亨利·史密斯父子公司（W.H.Smith&Son）等。以穆迪圖書館為例，讀者隻需繳納一幾尼的年費，即可每次借閱一本圖書。這些流通圖書館降低了人們閱讀的代價，並拓寬了各種圖書的銷路。

迅速發展的印刷術也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1814年，弗裡德裡希·柯尼希和安德烈斯·鮑爾成功說服倫敦《泰晤士報》購入兩臺他們發明的滾筒印刷機，自此揭開工業印刷的序幕。兩位德國工程師隨後改良了這種蒸汽驅動的新型印刷機器，新增雙面同時印刷的功能，極大地提高印刷效率之餘，亦大幅拉低了生產成本。雖然圖書定價並沒有因為工業印刷普及而立竿見影地降下來，要直到1885年，新出版小說的價格纔銳減到每部6先令，但另一種重要的文學載體卻應運而生，那就是雜志。

得益於極低的生產成本，兼且沒有官方審查制度，維多利亞時期的雜志層出不窮，某些年份新辦刊物多達百餘種，影響力較大的有《玉米山》（Cornhill）、《回音》（Echo）、《嘉言》（Good Words）等數十家。為了吸引讀者持續購買，絕大部分雜志設置了固定的小說連載欄目。像查爾斯·狄更斯的《艱難時世》（Hard Times）和《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等代表作，最初均以連載的形式在雜志上出現。狄更斯還曾先後編輯出版過兩份重要刊物：《家長裡短》（Household Words）和《春夏秋鼕》（All the Year Round）。這些雜志大多內容豐富，價格便宜。比如著名的《每周一刊》（Once a Week），每期十八至二十頁，配有五到七幅木刻插圖，售價僅為三便士；《家長裡短》低至兩便士，《春夏秋鼕》的聖誕節特刊也不過四便士。由於定價低，維多利亞時代雜志擁有的讀者群之廣大，完全是前人所不敢想像的。例如《春夏秋鼕》在1859年4月30日上市，主辦方事先在英國各地散發三十萬份傳單和海報，預告即將連載狄更斯最新力作《雙城記》，於是創刊號熱銷十二萬五千冊，爾後獲得讀者持續追捧，以至於到當年7月，狄更斯不無得意地在給朋友的信中宣稱，他非但已經償清籌辦雜志拆借的本息，銀行裡還多了五百英鎊的盈餘。

在上述幾個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維多利亞時代的英語文學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盛世。詩歌的藝術繼續發展，阿爾弗雷德·丁尼森、羅伯特·勃朗寧和馬修·阿諾德等傑出詩人引領風騷數十年。英語文學史爛熟於胸的讀者或許還記得，諸如科勒律治、濟慈和拜倫之流的前朝墨客，也是在這個時代纔登上聲譽的巔峰。但正如前文指出的，此時小說已經上升為最主要的文學體裁，其社會影響遠非詩歌所能望其項背。狄更斯的封筆之作《共同的朋友》（Our Mutual Friend）共分19卷出版，第1卷在1864年5月推出時，短短三天便賣出了三萬冊；喬治·雷諾德茲（George W.M.Reynolds）的《軍嫂》（The Soldier’s Wife）前兩卷在出版當天各賣了六萬冊；最驚人的莫過於來自大西洋彼岸的《湯姆叔叔的小屋》，這部聲討黑奴制度的作品在1852年至1853年間湧現了四十個版本，僅在英國及其海外殖民地便售出了一百五十萬冊之巨。

這裡面的原因並不難理解。新增的閱讀人口絕大部分是中下等階層，限於家庭出身、生活環境、知識水平和審美趣味，他們偏愛的當然不是需要深厚學養和仔細推敲方能理解和欣賞的詩歌，輕松易讀、可以滿足好奇心的小說，尤其那些有關犯罪和暴力的小說，纔是他們首選的讀物。而主要購買力量來自中下等階層的市場環境，則反過來決定或者說至少影響了維多利亞小說的主要特征。

維多利亞小說的主要特征有如下幾個：首先，就人物角色而言，主角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皇親國戚或者雄霸一方的貴族士紳，而是奔波勞碌的販夫走卒或者命運多舛的鄉間農夫；其次，在背景設定方面，故事通常不再發生於古代或者某個虛構的空間，而是同時代某個真實存在的地方，尤其是當時世界首屈一指的大都會倫敦；再者，敘事情節不再追求聳人聽聞或怪誕離奇，而是偏重入情入理，對各種器物的描寫也細致入微，旨在讓讀者覺得和現實生活所去不遠；最後，維多利亞小說往往帶有強烈的文以載道、匡扶道德的色彩，那些作者熱衷於告訴讀者，男主角或女主角也許出身貧寒，歷經挫折，但終將得到圓滿的結局，而這一切歸根到底是因為其擁有高尚的情操和正直的人品，又或者是因為其對上帝有著虔誠的信仰。當時及後世的評論家將無數維多利亞小說所共同呈現出來的這些特征統稱為現實主義。

現實主義小說狂飆突進數十載，至19世紀末期已然疲態畢現，慢慢走進了庸俗的死胡同。這主要是因為，相對於早期荒誕不經的哥特小說（如《弗蘭肯斯坦》）、天馬行空的演義小說（如《艾凡赫》）和桑間濮上的愛情小說（如《傲慢與偏見》），描繪引車賣漿者流生活的故事無疑有著革命性的突破，但這種促使其大獲成功、備受歡迎的新穎手法，經過眾多良莠不齊的作家反復運用長達半個世紀之後，變成了多少有點惹人生厭的陳腔濫調。當維多利亞女王在世紀之交退出歷史的舞臺，查爾斯·狄更斯、威廉·薩克雷和喬治·艾略特等現實主義先驅久已魂歸道山，後繼中堅如托馬斯·哈代和喬治·吉辛也邁入了風燭殘年，此時英國文壇可謂山雨欲來，一場現代主義的革命正在蓄勢待發。

現代主義文學包含了眾多不同的風格和流派，很難扼要地對其進行界定，但簡單地說，正如現實主義是對浪漫主義的背棄，它也是對前者的反叛。總之在多數出生於19世紀70年代以後的英國文人看來，內在世界高於外在世界，意識活動高於故事情節；至於讓前輩作家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半步的禮教觀念，尤其是各種嚴厲的性禁忌，因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所向披靡，更成為這些作家爭先恐後想要打破的桎梏。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炮火正酣的時候，現代主義運動在大西洋兩岸已經蔚為大觀，諸如多蘿西·理查德森（Dorothy Richardson）的《尖尖的屋頂》（Pointed Roofs）、戴維·赫伯特·勞倫斯的《兒子與情人》、弗吉尼亞·伍爾夫的《遠渡重洋》（The Voyage Out）和詹姆士·喬伊斯的《青年藝術家的畫像》之類新式小說均已付梓刊行。

和上述作家比起來，當時在英國本土和美國享有盛譽的威廉·薩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有點像是異類。出生於1874年的毛姆年齡和他們約略相當，文學旨趣卻大相徑庭，更接近正統的現實主義。他早期的作品，從《蘭貝斯的麗莎》（Lisa of Lambeth），到《主教的圍裙》（The Bishop’s Apron），再到帶有些許荒唐色彩的《通靈術士》（The Magician），都是典型的維多利亞小說。不過這些小說銷量平平無奇，社會反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毛姆在一戰塵埃落定前極高的知名度完全來自其成功的劇作。

自1897年處女作《蘭貝斯的麗莎》面世後，這位棄醫從文的作家一直堅定不移地走在繆斯的道路上，隨後十年出版了五部長篇小說和一部短篇小說集。然而長年累月的辛勞始終沒有換來豐衣足食的回報，微薄的版稅僅能勉強維繫捉襟見肘的日子。對由衷熱愛文學的創作者來說，經濟的困窘或可一笑置之，心血長久無人問津卻會造成致命的信心動搖，至少毛姆的情況便是如此。1907年，他心灰意冷之餘決定重操舊業，準備返回聖托馬斯醫院進修，以便能夠當上一名遠洋輪船的隨船醫生，詎料突然蒙受命運女神遲來的眷顧：那部已經被十七個戲院經理拒絕過的劇本《弗裡德裡克夫人》（Lady Frederick），因為機緣巧合，居然得以在倫敦著名的皇宮大戲院（Royal Court Theatre）上演！

這部喜劇情節出人意料，對白詼諧有趣，10月26日首演過後轟動全城，各大媒體好評如潮，想要一睹為快的觀眾紛紛湧入戲院，竟至於其連續上演了四百二十二場之多。翌年，倫敦西區的戲院見證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奇跡：第一次出現某個劇作家有四部作品同時在演的盛況，而且除了《弗裡德裡克夫人》以外，其他三部的票房也很驚人，分別演出了四十八、兩百七十二和三百二十一場。毛姆因此搖身變為炙手可熱的名人，極具影響的《幽默畫報》（Punch）不失時機地刊登了一幅漫畫，畫上是愁容滿面的莎士比亞，妒忌地盯著一面牆壁，牆上貼滿了毛姆四部劇作的宣傳海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