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國外文紀實001，《紐約時報》年度選書，美國名記麗貝卡·特雷斯特直擊單身女性群體。

一部單身的通俗史，三十位女性的故事——單身並不是我們這代人的“發明”。特雷斯特將單身女性納入美國近代史的脈絡中：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她們投身醫療救護、工業生產，女權運動浪潮中她們積極爭取投票權、墮胎權益。長久以來，單身女性的故事就是這個國家的故事。

“勾搭”文化、“波士頓婚姻”、凍卵……時代變遷，（單身）女性“見招拆招”，發出自己的聲音——為什麼在十九世紀的美國會有大量女性之間締結伴侶關繫的現像？現代女性為何選擇情愛上的“小打小鬧”，而拖延/拒絕進入婚姻？單身女性又要在何時生育、如何生育？她們的快樂煩惱，她們的生活經歷，都在這本書裡。

不是“獨身宣言”，也不為向傳統婚姻“抖機靈”——特雷斯特提醒我們：女性命運不再是簡單的“二選一”（不結婚就養貓），在她們面前會有更多的選項、更出彩的人生。結不結婚，女性都需要一種保持單身的能力，在思想上自主、經濟上獨立。由此我們將無可避免地迎來一個單身時代。

《我的孤單，我的自我：單身女性的時代》是一部關於21世紀美國單身女性議題的紀實作品。作者特雷斯特聚焦這一群體，從近百個原始訪談中選取了約三十位女性的故事。當中有叱咤職場的女強人，有兼兩份零工的單親媽媽，有敢愛敢恨的女大學生。盡管她們的膚色、族裔多樣，生活環境與教育背景不盡相同，但這些單身女性積極爭取自身權益（選舉權、墮胎權益），影響經濟、文化與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單身女性正在這個本不是為她們設計的世界裡，逐漸占據一席之地，是時候開啟一個“單身時代”了。

麗貝卡·特雷斯特（Rebecca Traister），新聞記者，時尚雜志ELLE特約編輯，擅長分析女性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表現，為《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Vogue等多家雜志撰稿，著有《女孩別哭》（Big Girls Don’t Cry），即將出版《重塑美國的女性憤怒》（Good and Mad: How Women’s Anger is Reshaping America）。

這本書來得正是時候。對於任何想要深入了解美國歷史進程中這一關鍵時刻的人——而不僅僅是單身女性——它都是一部具有教育意義的、發人深思的作品。 ——《紐約時報》

從階級、種族和性向等視角切入，輔之史料、訪談與趣聞軼事；特雷斯特向我們展現了美國當代單身女性的生活群像。 ——《波士頓環球報》

對於那些整日嘮叨女性何時結婚的好事之人，用這本書讓他們保持安靜！ ——英國《衛報》

我和薩拉（Sara）

我和薩拉相識於 1999 年， 那時我們都是公司的小職員。 最初我 們互相間並沒有特別的好感。因為有共同的朋友圈，所以有間接的交 往。很多年以後我們在一個聚會上偶然相逢，那時候我們倆都剛剛和 男朋友分手，在聊著各自傷心故事的過程中開始建立起聯繫。

我們真正成為朋友是在我們倆工作壓力越來越大、漸漸在所在城 市立穩腳跟的那段時間。那時我和薩拉干勁十足，胸懷大志，都有幸 在工作上被委以重任。 我們從彼此身上獲得忙裡偷閑的喜悅和認可， 我們都熱切渴求放松，喜歡分析，喜歡天南海北地談天。我們參加聚 會都要帶上對方，成為彼此固定的女伴。我的同事知道她，她的同事 也知道我，我們知道彼此同事的各種事情，互相了解家裡的故事，最 終也認識了彼此的家人。

我和薩拉的關繫有時隻是一起喝喝啤酒、抽抽煙，但也有一般是 長期伴侶或同胞姐妹之間纔有的那種隨意和親密。當然，我們也會聊 自己痴迷的男生，講講未曾與外人道之的單相思故事，說說那些激情或愚蠢的一夜情，從月經不規律到避孕套落在體內，一些女生定期會 遇到的生理問題。不過這些隻是談資中的一小部分。

事實上，我們說得更多的是身上發了疹子怎麼辦、怎麼處理辦公 室的鬧劇，我們很少談論性高潮或男人的陰莖。我們幫助對方尋找住 處、爭取加薪，我們指導對方如何更好地安排日常開支，我們一起為 大選瘋狂，一起分享讀書心得，一起看電影，一起滅蟲，一起看頒獎 節目。

在友誼關繫中，即使是最親密的兩個朋友也不會要求對方心裡隻 能有自己一個。 就像安說的，“女性之間的友誼， 就好在它不排外， 不是電影《高地人》（Highlander）裡的那種情形， 不會說‘隻能有 一個’”。

因此， 我們二人甚至不能稱為“最好的朋友”， 確切地說， 我們 各自都有許多“最好的朋友”。 我和薩拉有一個共同的朋友圈， 我們 一共六人，關繫非常密切，經常一起度假。但是我們還有各自的朋友 圈。我有來自老家的朋友、大學時的朋友、關繫要好的同事，還有一 個已經結婚的朋友，我還經常去她家玩兒。薩拉也有來自匹茲堡的老 鄉、大學同學和同事。雖然我們和彼此朋友的關繫不是很近，但也都 非常了解，我們好像都是其中的一份子。

不知不覺地， 我們在重新建立一個非常古老而又現代的關繫 網。 關於 19 世紀的女性關繫， 歷史學家卡羅爾 · 史密斯 – 羅森伯格 （Carroll Smith-Rosenberg）曾經寫道，“朋友不是孤體， 相 2 反，她們通常是高度發達的綜合關繫網的一部分” 。

友情給了我成年生活中最想得到的東西—心靈相通的感覺、共 同語言和快樂—還有安所說的她和艾米娜之間的那種感覺，那是我 希望、但從來沒能在跟男人的愛情和性關繫中體驗過的。我僅有的幾 次戀愛，幾乎讓我心力交瘁，而我和女性朋友之間的關繫卻給了我力 量，而且使我在其他方面也獲得了裨益：我所渴望的其他東西也更加容易實現了—更好的工作、更高的薪酬、更多的自信，連快樂也更 加觸手可及。

女性的友情不是精神安慰，也不是愛情的替代品。相互產生好感 的兩個女性不會安於現狀，相反，她們會去尋找在愛情糾葛中缺失的 重要東西，從而進一步提高要求。

“我不確定每個人是否注定會遇到那個特別的人，”艾米娜在談到 尋找未來的伴侶時說，“但事實上， 你希望從男人身上得到的東西， 我同樣能從我的友誼中得到，這不僅僅是指安。我必須要為自己建這 個家，我對它全身心地投入，受委屈了我可以回家得到安慰，受傷了 我可以回家療傷。我不知道是不是和男人也能夠維持這樣的關繫。於 我而言，朋友不隻是重要，而是最重要的部分。”

我和薩拉相遇四年後， 薩拉的男友在波士頓有個很好的工作機 會，他們異地戀了一年後不得不做出選擇。他執意要留在波士頓，盡 管薩拉在那裡沒有很好的發展機會。

看著薩拉在選擇中糾結我非常心疼。她已經 30 歲了，喜歡紐約， 而且在紐約有一份很好的工作，薪水也不錯，她還特別喜歡她住的那 套公寓， 她愛她的朋友。 但是她也愛男友， 也想嘗試和他一起生活， 看看能不能適應。

人近中年面臨這樣的折騰， 讓我不禁回想起早婚的明智。 畢竟， 我們年輕的時候彈性大， 可以毫不費力地接受別人進入我們的生活， 但是單身的我們在承擔責任、在領導和被領導的過程中獨自成長，我 們自己開立銀行賬戶、自己貸款、自己簽訂租約。我們打下了成年生 活的基礎， 和別人的生活建立了聯繫， 在這個過程中生活漸漸定型， 可變性越來越小。 現在卻要將這一切推倒， 在別處重來， 這比在 22 歲就找個人結婚，兩人一起共同建設生活需要更大的勇氣。

薩拉花了好幾個星期的時間打包行李、處理物品。在她搬去波士 頓的那天，一群朋友過來為她關上運輸車的大門，和她擁抱告別，目送她驅車離去。她走了，留我獨自生活，想到這裡我哭了。 我心裡非常清楚薩拉是應該走的。 我希望她幸福， 而且我知道， 我們都希望彼此不僅能擁有深厚的友誼、有意義的工作和美好的時 光，還能從愛情和性伴侶那裡得到溫暖而實用的關繫。我們倆也都清 楚地知道我們渴望愛，渴望來自愛情的承諾，渴望家庭的美好。那個 時候我就想，如要實現這一切，唯一的辦法就是放棄獨立的生活。

我並不想把我和薩拉的友情，以及我們多姿多彩的生活看成是找 到真正伴侶之前的替代品或臨時組合，但也不能否認，我們為彼此所 做的，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在生活中實踐和維持我們的親密關繫—在 沒有傳統意義上的愛人教會我們處世之道的這些年裡， 我們學會分 享，學會吵架後互相妥協和溝通，學會克服嫉妒、打發無聊時光。

更重要的是， 我們還使對方變得更堅強、更有能力（且更有可 能）和伴侶建立健康幸福的聯合。友情使薩拉和男友的關繫成為了可 能，而我就像那火箭，將太空梭送入了軌道，然後不可避免地和它脫 離，獨自哀傷。我之所以能夠對艾米娜所講的安離開她投奔男友的故 事產生共鳴，是因為薩拉的離去是我成年生活中最大的失落之一，遠 遠比之前和男友分手更加令我傷心。

很久以前我寫了《女性朋友是新式丈夫》（Girlfriends Are the New Husbands）的故事， 分析我當時的悲痛心情—當時我根本沒 有想到有一天我會寫這樣一本書。我在書中說，女性不一定要在婚姻 裡成長，我們的成年生活並不孤單，我們可以成為彼此實際意義上的 配偶。

我哭著向另一位朋友訴說， 這位長我十歲、三十好幾仍舊單身 的生活導師一向悲觀， 但是沒想到這次她卻安慰我說：“放心吧， 她 會回來的。”我說， 哦， 我知道她會回來看我， 但那不一樣。 可我這 位朋友卻更加肯定地說：“不，她會回來的，她的生活在這裡。”

我完全不明白她為什麼如此有把握地認為薩拉會回來。薩拉怎麼可能回來呢？很早以前我就從勞拉 · 英格斯的故事、安妮 · 雪莉的故 事，還有喬 · 馬奇的故事中知道人生是沒有回頭路可走的，我太清楚 這一點了。命中的安排也許可以推延，但婚姻終究還是女人的最終目 的地，它就像牽引光束一樣，終會將我們全都吸引過去。 可以說，我和薩拉的故事結束了。

序·大反轉

我在進入大學讀書的十七年後開始寫這本書，這一年我35歲，再過幾個星期就要結婚了。讓我感到欣慰的是，即將到來的婚姻生活，並沒有讓我覺得這是我人生的結束。但是，我也沒有覺得這是一個新的開始。

當我走過走廊，或者說走進法官辦公室準備結婚的時候，我已經過了十四年的獨身生活，而我那位成年不久就結婚的母親，在我這個年齡已經結婚十四年了。在這些年裡，我結交過朋友，也和朋友鬧翻過；我搬過家，換過工作，升過職，也被炒過魷魚；我獨居過，也和人合住過；我遇見過形形色色的室友，有投緣的，也有不投緣的；我使用過各種避孕手段，也生過幾次大病；我自己支付賬單，也遭遇過入不敷出的窘境；我戀愛過，也失戀過，甚至曾經在五年的時間裡一直沒有男伴；我搬到新的街區，熟悉新的環境，擔心害怕過，也開心自在過；我有過傷痛、恐懼，也有過歡笑、厭倦。我是一個成年人：一個復雜、但又復雜得很“合理”的人。我是一個身邊沒有男人陪伴的人，但我有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我的城市、我的事業——更有我自己。

我並不孤獨。除我之外，還有許多形形色色的人和我一樣。

事實上，2009年，美國已婚女性的比例已降至50%以下。那麼，從1890年至1980年一直維持在20至22歲之間的平均初婚年齡，又有什麼變化呢？今天，女性平均初婚年齡約為27歲，而且在許多城市這個數字還要大很多。我半數的閨蜜到了35歲左右依然單身。

在我步入成年的那幾年，美國女性已經開闢了一種全新的成人生活模式——她們不是用婚姻來開啟自己的成人生活，而是先讓自己過上幾年獨立的未婚生活，有許多人甚至終身不婚。這些獨立的女性不再是異數，也不再像以前那樣受人苛責。社會的改變同樣帶來了婚姻的變革，而這場革命的受益者又將進一步改變這個國家：他們將重新計算女性的平均壽命，重新定義婚姻和家庭的概念，重新描繪為人妻母的生活內涵。簡而言之，他們要改變的是美國一半以上人口的命運。

單身女性的數量（包括無婚史的、喪夫的、離異的和分居的）在美國歷史上第一次超過了已婚女性。更令人喫驚的是，34歲以下無婚史的成年人數量占到了46%，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裡上升了12%。30歲以下女性能夠結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今隻有20%左右的美國女性在29歲之前結婚，而在1960年，這個比例是將近60%。美國人口資料局的一份報告，將當前美國未婚青年的比例高於已婚青年的現像稱為“大反轉”（a dramatic reversal）。對於年輕女性來說，不結婚和結婚頭一回都成了正常現像，盡管在人們的意識裡還不是如此。

英國新聞記者漢娜?貝茨（Hannah Betts）在2013年寫道：“如果有人問在我這一生中社會發生了哪些變化，我會說，我童年時期受人貶損的‘老處女’，現如今轉變成了‘獨身主義者’的概念。‘獨身主義者’就是41 歲的我目前的狀態。”

今天的年輕女性不必像我當初那樣，擔心沒有婚姻的未來生活將會怎樣，因為我們周圍有的是這樣的例子。如今，沒有按部就班地走入婚姻，雖然對許多人來說是造成他們精神焦慮或經濟窘迫的一個因素；但也不至於因此遭到社會的排斥，甚至淪落到必須服用鎮靜劑的地步。

既然女性跨入成年不再由早早地結婚嫁人來界定，那麼理應有一整套新的標準來衡量女性是否成熟。這是亟需認真討論的問題。

在我大學畢業的那一年，也就是1997 年，新聞記者凱蒂?羅菲（Katie Roiphe）寫了一本書，談及她那一代未婚女性的困惑。在這四年前，她曾發表《宿醉之晨：校園中的性、恐懼和女性主義》（The Morning After: Sex, Fear and Feminism on Campus）一書，長篇大論地批判當時對校園約會暴力（date rape）的激烈討論。羅菲相信，究其根本，女大學生之“情欲自主”和獨立是導致校園約會暴力發生的原因。然而，隨著羅菲與她的支持者即將跨入30 歲（其中許多人依然未婚），她們逐漸意識到獨身生活的長遠影響，反倒渴望起“19世紀那種簡單而令人向往的婚姻模式”來。

現在男女同居和分手就像家常便飯，先同居後結婚，對他們來說毫無思想負擔。最近我在一個聚會上聽到一個很漂亮的女人不無遺憾地說，“在我們母親這一代，到了我們這個年紀她們不會養貓，而是早早嫁人了”。我認識不少這樣正常、有頭腦的年輕女子，她們正處於特別漫長的青春期迷茫中——在當前的美國，你可以讓你的青春期延續到20多歲、30多歲都沒有問題。養貓還是結婚——這種浪漫的情感是模糊而且不堪一擊的。雖然我們偶爾也會去聚會，和不甚相識的人上床，但我們的枕邊卻總有一本讀了無數遍的《曼斯菲爾德莊園》或《愛瑪》——那是我們對一個更加有序的世界的向往。

羅菲眼中那種無序的、不結婚的狀態事實上正是一種新的秩序，至少是一種新常態。在這種狀態下，女性的命運不再是簡單的二選一（不是結婚就是養貓）。相反，現如今她們的生活道路上有越來越多的選擇，有越來越多的旁支岔道，有越來越多在以前幾乎就是禁忌的生活方式。

盡管羅菲可能會覺得，自己因為婚姻姍姍來遲而一直走不出青春期，事實上，她過著十分成熟的成人生活—她談過戀愛，有哈佛大學的校園生活，還有蒸蒸日上的事業。不同的是，羅菲和她的支持者們的狀態不是、也不需要由結婚還是養貓這個問題來決定，因為她們有自己的工作，有性生活，也有彼此。她們雖然嘴裡說著向往簡?奧斯丁那個時代的“有序世界”，但是她們自己所處的這個世界，卻是簡?奧斯丁永遠也無法想像的——奧斯丁的小說並不是關於婚姻生活的美好藍圖，而是對強加於女性身上的，由婚姻認同帶來的經濟和道德束縛，十分復雜的抗議呼聲。

在當今這個時代，單身生活對於羅菲以及在她之後的許多單身女性來說，要比過去隻有單一選擇的那個時代更加復雜，也更加令人困惑和恐懼，但是從許多方面來說，女性生活的徹底改變，正是從女性成年後的獨立自主開始的。